亦溪不薛考

贵州史中问题很多,亦溪不薛便是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亦溪不薛的研究,条缕如下,以待识者指正。一一般人对亦溪不薛均感陌生,且不明其义,这是因为:第一、“亦溪不薛”之名,不见于元代以前以后之典籍,其事迹独见于(元)《经世大典》和《元史》等书;第二、“亦溪不薛”名称古怪,是蒙古人的称呼,元以前绝无此称,元以后亦不复使用;第三、史籍所载诸多错乱,作“亦溪不薛”,“亦奚卜薛”、“亦乞卜薛”、“也可卜薛”,且各种写法常见于一书;第四、用法多变,歧义甚多:或作地名,如:“爱鲁将兵分定亦溪不薛”;或作人名,如:“亦溪不薛奔雕飞岩”;或作部族名称,如:“亦溪不薛蛮叛”;时指范围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论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同时,元代文学也有迥然不同于其它时代文学的独特风貌。本文试对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作一粗线条的描述。文体变革与俗文学的兴盛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元曲自有其历史地位。然而从文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元曲的地位似乎较之唐诗宋词更为重要。元以前的     

薛碹“恶亦为性”的性学思想

薛碹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强调“性”的学术地位，认为“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不在”，主张充分认识“性”的内涵，从而认识到“性”在人性修养和人身涵养过程中的重要性，主张复性与力行。同时，薛碹提出“恶亦为性”的观点，以此来解决人性本善与现世之恶的根源性问题，让恶成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使“恶”有了原因，同时也使“去恶”有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元代判例制度初探——以“断例”为视角的研究

判例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东西方司法实践中,判例制度不断演进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元代因其少数民族政权特性,判例制度更具有特色。元代习惯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法律与习惯之间的博弈始终贯穿始终,在与中原法制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判例所起的作用超过了成文法本身。立足元代“断例”,从与之相关联的条画、条格入手,深入分析蒙元判例的产生与适用,在其判例形成和方法技艺中找寻最适合民族习惯和成文法融合的节点,可以展现传统社会判例制度之深刻内涵。     

试论元代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

元代对于穆斯林法律地位的确立,仅次于蒙古人的较高的法律地位。包括在政治、刑事、民事地位上的优待,经济法律地位的提高。元代穆斯林的法律地位与唐宋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穆斯林法律地位的确立,伊斯兰教在华的发展与传播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各民族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极大地改变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基础。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及其统治所带来的传统儒士地位的下降作为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与其它因素一起,共同导致了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并进而对思想领域发生作用:宋代的义理之学由此转向一般并日趋务实;能同时体现伦理追问和致用特征的实学进一步将其对"实体"的关注转向"达用";元代的经济伦理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并为明清实学之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厢记》的历史意义

《西厢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研究《西厢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部作品本身。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的序里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不是由次要的、末等作家决定的,而是由优秀作家群的创作决定的。王实甫正是元代优秀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就单个作品而言,在元杂剧中,没有一部能与《西厢记》相匹敌。所以,对《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充分的科学的评价,是评价元代文学,元曲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太原北崇福寺初考

太原北崇福寺始建于唐高宗时期,为唐朝名寺,也是当时太原佛教的象征。通过对北崇福寺的历史演革进行初步梳理,并对历代住持此寺的名僧和其宗系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北崇福寺是唐代至宋初唯识学的一个重镇。     

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

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法律规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作和日常事务管理的经办机构,对之进行法律规制,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制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在论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为公立事业法人的基础上,对其与医疗供方、需方以及相关管理机构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法理考察,并进而对其经费来源、人事管理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商品房交付中房屋规划用途性质变更的法律责任

随着城市对商业用房需求不断增大,已经建好的商品房出现了用途性质的变更,大量的"商业用房"改为"办公用房"。由于对"商业用房"概念的理解不同,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加之购房者法律意识淡薄,导致交房时出现规划用途性质变更中关于违约责任认定、违约赔偿等问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详细分析了商品房交付中房屋规划用途性质变更的法律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探析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因应省制改革之需要,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的行政制度改革,先是在五省试行,然后逐渐推广到多数省份,达到了经费节省、人员减少、责任明确、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提高的效果。但是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不可能扭转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局限。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     

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实考述

唐代宗宝应年间,伊州陷于吐蕃。大中四年,归义军收复伊州,张淮深参与了伊州收复之役。归义军收复伊州后,采取了恢复州县建制等措施,以巩固统治。但是由于归义军在伊州的力量比较薄弱,乾符元年冬至乾符二年正月间,河西回鹘从归义军手中夺得伊州。乾符三年,西州回鹘取得伊州。而曹氏归义军时期,伊州并不完全归属于西州回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1933年前后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述论

本文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了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出笼前后英国对中国新疆的政策，认为英国政府对新疆的基本政策是稳定和连贯的，其核心是支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尽力利用新疆地方政府遏制苏联渗透，英国并不是伪政权的幕后策划者，也非支持者。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