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抗战时期中国民间对国际组织的构想与舆论诉求

抗战时期，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时，朝野双方还积极参与创立新的国际组织，力图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中中国民间组织和学者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信誉逐渐破产，中国民间在激愤之余，掀起了关于国际组织的舆论热潮，相关讨论在国际思潮与世界局势影响下此起彼伏。随着战争形势日趋明朗，讨论重点从国联的改组逐渐转向新国际组织的构建问题，其内容主要涉及新国际组织的宗旨、架构、运行方式以及中国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责任、地位等问题。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方案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舆论和社会关注，为国民政府外交决策提供了一定参考，向世界彰显了中国方案的正义性、公平性，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民间永葆和平的理想与政府立场之间的矛盾。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评国际联盟在干涉“九·一八”事变中的作用

<正> 迄今,国内的史学著作和高等院校的世界及中国现代史教材,在谈到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干涉“九·一八”事变的活动时,几乎众口一词,无不认为国联怂恿了日本侵略,甚至把国联斥之为“日本侵华的帮凶”。笔者认为,这个长期支配着我国史学界而又貌似无可置疑的观点,并非持平之论,因而大有商榷的必要。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一) 日本悍然挑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以下简称事变)后,国联行政院于9月22日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紧急警告”:停止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妨碍和平解决之行为;双方立即撤兵。一场复杂激烈的斗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毫无疑问,国联“紧急警告”,不仅没有公开谴责日本侵略,反而把被侵略国与侵略国     

"独立"社与国联调查团

“独立”社是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平津地区的教授学者为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而形成的讨论时政的小型聚合。与南京国民政府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调停的“不作为”状态和弥漫着慷慨激昂高调情绪的国内主体舆论不同,胡适等“独立”社成员运用个人的独立思考,力主直接交涉,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策略包括国际联盟及其派出的国联调查团,以改变“今日醉生梦死之抵抗”与政府当道“鬼混的生活,无可无不可的立场”。     

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世纪之交 ,国际机制的作用增强是一个突出的国际现象。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有赖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 ,其中国际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力图通过对国际机制与国际战略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述 ,确立分析中国国际战略选择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通过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的历程 ,确立中国战略选择的基本模式 ;最后 ,具体论述中国战略选择的设计与谋划。     

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的宣传对策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且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政府,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传策略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了这次宣传工作,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欧美列强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国内舆论统一,民众反日运动有条不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简论舆论引导艺术

舆论是社会群体对某一事件或事态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与议论。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流行“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积羽沉舟”等谚语，惊叹舆论的力量。通常，社会舆论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复杂争论、选择和交换意见的过程。无论是自发产生还是煽动而起的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总是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协调因素，舆论最终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往往取决于不同观念和意见交锋后的比较优势，由此不难看出舆论引导的重要性。舆论引导艺术，是指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引导者通过运用高超的技巧和方法，使之取得最佳效果，增强吸引力、…     

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

20世纪20年代,国际宣教会从创立伊始即将“帮助人类摆脱毒瘾”视为长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它接续前辈传教士的传统,在传教地区自觉担负起道德教化的责任,通过舆论宣传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下,国际宣教会不仅成为初创时期的国际联盟的拥护者,而且试图影响国际联盟建构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反鸦片领域,国际宣教会积极参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以及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各个环节,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禁毒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以国际禁毒为载体,国际宣教会在道德教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找到了耦合点。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

二战期间,为避免纳粹的迫害,大量中欧犹太人移居他国。在大多数国家拒不接纳犹太人的情况下,中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收容了大量犹太人。面对来华犹太人的增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在西南地区划区域安置犹太人。此外,国民政府还考虑接受犹太人白尔克拉斯的建议,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史称“白尔克拉斯计划”。碍于中德关系,德国反对安置犹太人,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不一致,而战时中国国内难民问题严重,部分人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持有偏见,也反对安置和移植犹太人,导致计划最终被搁置。虽然计划流产,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中国援助犹太民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民族利益及国际道义两者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国际道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处活动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违背国联盟约,侵占中国领土。国联在受理中日争端的17个月里,确曾做了大量工作,举行过多次会议,作出过数次决议,并派遣李顿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在国联大会通过的最终报告书里,彻底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恶果－伪满洲国。国联由于内外诸多因素,虽没有从根本制止日本侵略,但在国际舆论和法律及道义上对日本构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迫使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这场外交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本文分三部分：１．几个背景因素：提出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与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是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而不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是国共之争。北伐时中国局势与列强对华政策都以混乱多变为特征。２．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的逐渐倾斜：论述美国国务院在强大的国内压力和主要列强争相在中国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这一竞争形势下修改对华政策的进程，指出正是一向坚持与列强合作的驻华公使马慕瑞首先提出了美国在华独立行动并对南北双方采取更灵活的政策。３．南京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强调主要是１９２７年３月发生的南京事件，而不是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事变及其后的“清党”，造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则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制度上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予以构建。国际层面，在确立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国家网络主权适用法理的前提下，采取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实施方略，进一步建立并巩固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营造出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国内层面，在党政结合的国家主导型统筹框架下构建政、产、学、研四管齐下的统筹体制，以确保获得强大“网络空间”的能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逆全球化与技术封锁威胁部署的战略举措。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导存在四个方面体现。基于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互补性视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有巨大影响。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微妙且复杂的潜在联系和整合机制，其中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在构建跨市场消费意义和组织能力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企业未来实施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企业的市场定位，重视本土文化在国际市场的消费意义；着力培养企业的跨文化技能，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适应性，构建更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平台治理体系。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风险与焦虑：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冲突议题媒介叙事的困境及其消解——以“钓鱼岛事件”为例

全球化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下，新闻媒体成为国际冲突的公共解释者和利益斗争的象征性场域。“钓鱼岛事件”中媒体的报道要面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公众、历史与现实等多元化的冲突关系和由此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层面的风险和焦虑。国际冲突的报道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框架内，风险与焦虑的消解需要透过理性的公共舆论明确立场，制造和促进共识，争取国际冲突传播积极的舆论情境。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