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弹词》中的异人形象

李伯元所作《庚子国变弹词》是近代反映义和团事件最为全面、详尽且偏见不强的曲艺类作品。《庚子国变弹词》以全景图方式再现了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还刻画出了一组性格特别的人物群雕图。其中端王、李来中、张德成三人皆具有异人特征,三人不仅是义和团集团的绝对首领,还寄托了李伯元所阐释出的鲜明个性。在《庚子国变弹词》的世界里,端王成了一代枭雄兼霸主类角色,李来中则是行踪飘忽、来去无踪的羽客类人物,而张德成就成了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类主人公。三个团众首领分别担负起枭雄、羽客和怪杰的形象,延续的是戏曲角色定位的需求,而未曾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三个特异型人物的登场,组成了一幅风云跌宕、诡异莫测的江湖世界图景。如此性格人物的集体亮相,迫使弹词为传统江湖世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近代化的新素质。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

《庚子国变弹词》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其中包括张武举。李伯元设计的张武举俨然是江湖人士的代表,他因杀人而投奔朱红灯,本不符合晚清武举的真实生存状况。李伯元这样设计是为了突出张武举的特殊出身,以避免描述下等人升为团众首领的尴尬,反映了作家的等级偏见。《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记乡村民教冲突以武举纠纷案为引子,突出的是弹词的传奇色彩和暴力内涵。弹词的开头选择张武举为反教方面的代表,恰是数以百计的教案中的一件事,而张武举的形象则集庞三杰、樊秉章等晚清诸多武举人形象于一身。张武举代表的是士绅的精神和行为共性,而非团众的利益。由张武举引出的江湖世界,延续了《庚子国变弹词》民间想象的本色空间,而张武举形象以其特别的出身而成为弹词的亮点。     

汪藻的《世说新语叙录》

南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叙录》是一部重要的《世说新语》研究资料,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世说新语叙录》分为三卷:“首列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世说新语叙录》在中国久已失传,近世由日本传回中国,但仅存《考异》、《人名谱》两卷,《书名》卷已不存。     

《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

商务版《说郛》卷六○有《五代新说》一书,无作者名.宛委山堂本《说郛》(?)五四署徐炫撰.按唐宋时书目多著录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二作《五代新记》二卷,作张绚古撰(中华书局标点本误作“张绚《古五代新记》二卷”),《崇目总目》卷二作“《五代新说》二卷,张绚古撰”,《宋史·艺文志》二“别史类”有“张询古《五代新说》二卷”,“小说家类”又有“张说《五代新说》二卷”.《郡斋读书志》卷六著录,解题云:“右唐张询古撰.以梁、陈、北齐、周、隋君臣杂事,分三十门纂次.”是一书之作者,有徐炫、张绚古、张询古、张洵古、张说之异.     

《文献通考·经籍考》文献的辑录方法与统计分析

《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文献的剪裁方法包括将来自某人或某书中的不同文献段落合并到一条解题中的"多条合并",合并不同书目及其解题的"数书一录",以及辑录合并书目时的"省并解题"。考虑这些情况后统计确定《经籍考》全文共辑录有6 074条文献,来自大约140个不同出处,并以宋代学者及其著作为主体,分布在总叙、小序、小计及解题中。《经籍考》辑录的文献中虽有70%的条目出自《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但只占全书不到一半的篇幅。其它138家只占总条数的30%,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分析可知,马端临所辑录的诸家文献在部类中的分布基本与其学术专长相符,反映了他对诸家学术文献的准确把握与精心编纂,从而提高了《经籍考》的学术价值。     

义和团研究的铺路之作──评介《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先生积数年功力而成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就义和团的源流、实力、庚子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清政府内部各派对它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并对当前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掩卷之余，笔者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一、对毓贤、袁世凯与义和团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界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称的三大群众运动之一，其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又使其独具特色．在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各派人物如既贤、袁世凯等对它的态度如何，自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义和团…     

吕祖谦是否著有《吕氏读书记》——由《四库全书总目》王世贞《读书后》提要说起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吕氏读书记》题名相似,各书目对《吕氏读书记》记载较少,已有记载之间也存有矛盾,这给吕氏作品整理及研究带来诸多不便.通过对书目、序跋及网络资料查询,可以确定《吕氏家塾读诗记》与《吕氏读书记》是吕祖谦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吕氏读书记》今疑已亡佚.     

大学生课外必读书目刍议

前清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提督学政任上,撰有《书目答问》一书,所列书目,上起先秦,下至晚清同治之世,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列举书目2200种,涉及作者2400余人,大体能够反映中国古籍的概貌。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的目的,是教导当时的举人秀才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书目答问》问世以后,在清末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传当时的读书人近于“家置一编”。笔者受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一事的启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告诉现代的读书人,主要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同等水平的读者,他们在课外“应该读什么书”?要不要给他们提供一份课…     

庚子那拉氏对外宣战原因的探讨

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那拉氏公开发布诏谕向各国宣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多年来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认为那拉氏是为了对付义和团,而不是对付“洋人”,即为了对内而非对外。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义和团当时已经“控制了北京城”,对外宣战既可避开群众革命的锋芒,又可遂其借刀杀人、消灭义和团的毒计。我对证了一些基本材料,觉得这种看法有违历史实际。我认为那拉氏至少在宣战后的第四天以前,即六月二十五日下令停止进攻使馆以前,她所考虑的还是为了对外,而非对内。兹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好们!     

从历代书目的著录看《大学衍义》的文献价值

《大学衍义》是一部理学名著 ,其书因大学之义推演而成。自成书以来 ,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宋元明清各大书目对其都有著录。作者对宋元明清各大书目对其著录情况作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展示了《大学衍义》的文献价值。     

关于《越绝书》

《越绝书》是我国著名古籍。它历来既备受重视,又多有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书是我国最早的方志,也有人说不是。关于卷数和书名解释也颇不一致。至于作者和成书年代,更是长期争论不休,迄今犹未有统一结论。本文不揣浅陋,也拟就此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一、卷数与书名问题《越绝书》,《隋书·经籍志》首见著录,作《越绝记》,共十六卷。两唐《志》称《越绝书》,仍作十六卷。《宋史·艺文志》沿称《越绝书》,但改作十五卷。自此以后,有些书,如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及《四库全书目提要》等,著录时,均作十五卷;但有些书,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清姚振宗和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则仍作十六卷。现刊各本均作十五     

《农田余话》作者考

摘 要：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认为《农田余话》一书为张翼所作,现代学者多承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郑堂读书志》曾对《农田余话》的作者提出质疑,但并未确定其人;实际上,《农田余话》的作者确非张翼,而是元明之际的邵亨贞。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版本辑补

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了宋元以迄晚清的八百余种语体小说,介绍了它们的名称、别题、卷数、回数、存佚、版本和作者、孤本、珍本并记其行款及藏所,有的且兼录笔记、琐闻、序跋,可说是我国小说版本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与集大成之作。正如孙先生自己在《重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序》中所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包括现存和已佚未见书的专门书目,在这部书里,可以知道宋、元、明、清四朝有多少作家,有多少不同色类的作品。” 虽然该书在体例编排上不无可议之处,也并非已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搜罗净尽,但自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铅印以来,迭经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再印增订,以至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补正,半个世纪中间,“有了此书,学者们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郑振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     

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为说

公元1753年一南京船漂着于日本八丈岛,船上带有441种中国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被写成《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成为一份重要的书籍史研究资料。本文以《大意书》作为例证,分析了清乾隆时期中日书籍交流情况,并进而探索大意书内容在中国目录学与版本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建议有计划地进行江户时代持渡书书目、大意书与中国公私书目、及今日馆藏书目的比较研究,以扩大书籍史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水平。     

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

天津图书馆从清管延芬《待清书屋杂抄再续编》一书中发现的数页抄自明范大冲编制的《天一阁书目》资料,为研究天一阁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但经与三种有代表性的天一阁书目的核对,管氏摘抄本只占康熙间抄本所录书目的百分之二、三,不能代表范编书目而称之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藏书目录．而刘尚恒先生对范编书目的考证文章则一误将黄宗羲字“太冲”与“大冲”张冠李戴;二误范钦的生卒年。     

对《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篇卷问题》一文的异议

徐奇堂《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篇卷问题》一文（《广州师院学报》1990年2期），对《越绝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论述，史料丰富，广征博引，考证详实，颇有新意。但白壁微瑕。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一、关于《越绝书》作者的最早著录徐氏认为，“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最先见诸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首称：‘《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这一观点可能是受《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黄韦所《关于＜越绝书＞》一文的影响。黄氏认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时，首称；‘《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     

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     

晋陆翙《邺中记》考论——《水经注》征引文献考之一

《水经注》所引晋陆翙《邺中记》一书,是河北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邺中记》约亡佚于元末,诸辑本以《四库全书》本辑存最为详备。《邺中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特别是《水经注》虽然明确征引《邺中记》的文字只有一条,但在《水经注》中有大段文字与《邺中记》内容重合,显然系抄变自《邺中记》。这足以说明《邺中记》是《水经注》记述河北地理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徐光启《考工记解》探析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博采众家之长,撰写了《考工记解》一书。由于该书尘封多年,其成书年代、眉批作者等诸多问题尚待破解。本文认为徐氏完成该书的撰写工作应是1621年,并最终于1623年由茅兆海作跋而加以刊刻。目前仅存明清之际的抄本,其眉批应系徐光启本人所作。由于具有生产技术经验和难得的西学知识,徐氏在书中不少地方对《考工记》作了超出前人的较为科学合理的释读。虽然也有因袭旧说而致误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考工记解》具有一定的科技价值,应为徐光启科技成就的组成部分。     

从清代书目的著录看《通雅》

《通雅》一书的刊刻历经波折,最终由姚文燮完成。姚刻本在清代影响甚大。清代主要书目对《通雅》一书都进行了著录。从清代书目的著录来看在书名、卷数方面大体一致,在归类中则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代以来有些书目在著录时将姚文燮与浮山此藏轩并著,这种著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当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