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傣族的政治发展及其和南诏大理政权的关系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先后兴起于云南,版图包括今云南及其附近地区。傣族是自古居住在云南的一个兄弟民族,亦曾建国称王。国内学术界对以彝族和白族为主体建立南诏、大理政权的看法,已经成为定论。但对南诏统治者是彝族还是白族,尚有不同看法。国外研究者中流行较普遍的观点,则是南诏、大理政权为泰族所建立。他们所谓泰族,实际包括了同属一语族的不同民族,且把我国傣族亦包括在内。如果从语言系属的角度说,傣语和     

南诏史中语言及宗教问题的探索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当时的南诏,是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政权。南诏晚期,已急速向封建社会过渡。自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建大蒙地方政权后,以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首府(后迁治太和城)。全盛时期辖有今云南省全部、四川省南部、贵州省西部等地。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经济、文化皆大有可观。南诏     

南诏大理时期的民族共同体与兼收并蓄的白族文化

南诏大理政权建立 5 0 0余年的历史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关于南诏王室族属的争论 ,笔者认为建立南诏与大理的民族是一个民族 ,即南诏———大理民族 ,这一原生形态的民族后来分化为白族与其他彝语支各民族 ,而白族文化继承了南诏大理时期兼收并蓄的特点 ,云南其他民族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白族文化中都有所体现。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兼论白族历史有无奴隶制

公元八世纪,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据一方的政权,有的称之为“南诏国”,有的称之为“南诏政权”.这个南诏,以云南西部的洱海区域为中心,历时达164年之久.(公元738—902年)那么,南诏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就我目前看到的材料说,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意见认为:南诏是奴隶制社会.如有的说:“南诏国家的社会制度,主要是奴隶所有制,它是南诏国内各种生产关系的主流.”有的说,南诏是“唐代我国西南地区继吐蕃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奴隶主政权”.有的也说:“南诏是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云南出现的一个奴隶主地方政权”.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南诏的社会性质“是还带有原始社会成分的早期封建社会.”     

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唐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而且也是边疆少数民族重新组合、分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唐初,在祖国西南边疆云南崛起的南诏地方政权,它历时253年,几与唐代相终始。这一政权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云南部落豪酋长期纷争的割据局面,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促进了政权统治中心——大理地区各民族的迅速形成和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奠定了大理地区在今天的发展基础。     

南诏农牧业技术新探

南诏是唐代迄今洱海地区为中心，囊括今云南全省的一个地方政权。其所处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当地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南诏与唐王朝经济文化的交流频繁，由于受内地的影响，其农牧业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本文试图从古代文献资料和民族学、考古学材料方面。对南诏农牧业的起源、发展和特点等作一探讨。     

南诏德化碑

云南大理县的太和村(古称大和城),是唐朝时代南诏建国的第一个古都。 唐玄宗开元26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南诏)主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用武力兼并了其他五个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了以“鸟蛮”为主体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次年,皮罗阁定都大和城。从此,大和成了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蛮书·六(贝佥)》记载:“大和城……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此大碑即今存于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论异牟寻在南诏归唐中所起的作用

南诏与唐的关系 南诏是中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从南诏形成到灭亡共经历了二百五十年,其中异牟寻执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     

傣族先民南迁探源

南诏是不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多少年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另一种说法认为南诏不是泰人建立的国家,而是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论证,普遍认为后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南诏也不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而是由唐代中国地区彝族的先民乌蛮,白族的先民白蛮为主建立的国家,在南诏辖区内,还有傣族的先民金齿蛮、银齿蛮、黑齿蛮等民族的居民的代表参加到南诏政权中来。 上面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那么让我们再来探讨另一个问题,傣族南迁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作者在阅读史料中,把云南边疆傣族史的研究和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的历史对照着研究发现:在公元八～十一世纪之间,孟高棉人北上,傣族先民     

巍山南诏遗址

一千多年前,存在于我国西南边疆的南诏政权,从始祖细奴逻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即位,到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大长和国建立,历时二百五十三年,传十三世。其中,在皮逻阁兼并五诏,迁都太和城(今大理县太和村)以前的八十九年,南诏都在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这段时间,南诏生产力逐渐发展,领土不断扩张。对     

神秘古国留遗案

1000多年前，云南大理地区曾出现过两个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地方王朝——南诏国和大理国。南诏和大理国是唐代和宋代在中国西南地区由乌蛮（今彝族的先民）和白蛮（今白族的先民）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和唐宋相始终。从1999年起，人们把探寻王陵的目光投向这两个神秘的古国，期望能够出现像秦始皇陵、明十三陵一般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     

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

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巍山文物与南诏历史——南诏统治者系出彝族新证

南诏亦称蒙舍诏,本是七世纪中叶定居于现今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当时与南诏共存于洱海区域的还有蒙巂、浪穹、越析、(之登)?、施浪等五个部落,共称六诏,再加上剑川、时傍二诏,统称八诏。蒙舍在诸诏之南,故称南诏。由于南诏统治者得到唐王朝扶待,从唐开元初年始直至贞元十年,前后八十年间,先后兼并了其他七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开元廿六年(738)唐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越国公、云南王。后来南诏统治者与唐王朝曾发生矛盾,一度依附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地方政权,继之又附唐以抗吐蕃。     

论南诏大理国阿嵯耶观音造像艺术

阿嵯耶观音造像最早出现于《南诏图传》中.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都盛行着观音化身说,《南诏图传》重点描述的就是阿嵯耶观音化为梵僧宣扬佛法,其形象在图卷中频繁出现,借以烘托其神圣的地位.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地位最为尊贵,同样也是最受百姓敬仰的神祇,其造像身姿纤细、头饰高耸、发型精致的艺术特征,皆与唐宋两代的观音造像有所差异,颇具云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特色.     

试析异牟寻时南诏归唐的原因及影响

南诏对唐时附时战是其与唐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异牟寻时实现南诏与唐的重修旧好,促成云南地区一段为期不短的和平局面,加快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发展。此后,虽双方又有战事,但异牟寻时期的南诏归康对当时唐与吐着形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史学家们对有关这一事件的论述很多,主要是论及唐朝中央政权的兴衰而体现出来的与吐善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本文则着重论述异牟寻时期南诏归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一、异牟寻归唐的原因经过历时四年的“天宝战争”,南诏脱离唐朝转而臣附吐善,从此,唐诏双方交恶四十余年。此后,在贞元十年（…     

试论大理国的建立和段思平的出身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大理国是通海节度段思平发动兵变 ,夺取政权和段思平的贵族出身提出质疑 ,认为大理国的建立是平民出身的段思平领导的一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大起义 ,它是南诏经济封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又是南诏后期激烈矛盾斗争的产物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试评南诏国王异牟寻的政绩

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在唐王朝的直接扶植下,蒙舍诏并吞五诏,在祖国西南边疆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它逐步扩大统治地域,管辖着云南省及其附近一些地区,异牟寻是南诏第六代国王,史学家赞扬他是南诏的“名王”。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系五世国王。他的父亲凤伽异,尚未立王,即逝世。“异牟寻母,     

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

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和云南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的加强,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加强,云南与内地各方面差距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