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要通过理性商谈来达成理性共识,这种理性共识实际上是弱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展开了公开的利益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强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只要采取一定的程序而使所有的人平等参与商谈,那么理性共识是可能的.然而在公共领域中,大众和公众又是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策略上就是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审美经验与公共领域的审美建构

公共领域的审美交往是自由和谐、理性批判与情感表达有机相融的理想状态.审美化的介入与渗透成为当前公共领域的重要背景,“审美经验”在其中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审美经验的社会共通性成为联系公众的心理纽带；审美经验的社会交往性有助于舆论共识的形成；审美经验更像一层富有弹性的保护膜成为公共领域批判性的缓冲剂.审美经验成为超越现代社会分化局限的伦理资源,以及社会利用和争夺的潜在公共精神资源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一种主流媒介的转变会导致社会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文章对不同时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探讨。从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人们沉溺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忽略对自身本质的关注,感性的冲动替代了理性的行动,人们丧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自我。公共领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技术至上论。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光辉固有的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个体和技术的博弈将决定公共领域中的人是WIKI技术的主人还是仆人。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公共舆论、公共新闻和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共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日益突显。具有公民意识的公众是产生健康、负责、理性公共舆论的前提条件。公共新闻中传播主体和话语权向受众的迁移、传播内容的平民视角以及与受众互动的双向、多向传播形式的传播特点,表明其具有培育公众公民意识的社会功能。借鉴公共新闻的这些传播特点有利于培养我国公众的公民意识,营造一个健康、负责、理性的舆论环境。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中国虚拟公共空间的内在逻辑:五重效应

网络时代语境中的网络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笔下"公共领域"的延伸,但转型时期我国"网络公共空间"并不符合哈氏公共领域理想类型,处于"次公共领域"或"半公共领域"状态。五重效应构成透析我国网络公共空间的五维向度:蝴蝶效应、破窗效应、"匿名制服"效应、"沉默螺旋"效应与"群体极化"效应。"网络公共空间"一系列要素:话语、监督、理性、法治、监管,只有在"网络理性"精神下融为有机制衡整体,网络空间才能逐渐接近"公共领域"状态。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两面性特征,即一方面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通过公共舆论监督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及不实或过激言论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勘定造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之两面性的根源:它的积极向面源于公众、高效沟通媒介与公共舆论的基本形成;而消极向面则源于理性反思、深度交流和批判性建言的相对缺乏。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建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良性互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应做到:进一步完善作为网络公共领域培育基础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和管理;不断提高公众素质,树立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和网民的长效沟通机制,彰显网络公共领域批判功能的建设性维度。     

从立法到阐释:文学批评家网络生存的困境与可能

数字媒介带来了文学领域的变化,批评家可以从纸质媒介转战网络媒介,获取新的言说空间。然而,这带来了凝视机制的转换,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微。在众多匿名眼光的凝视之下,批评家在博客中建构的理想自我只是一种幻象。批评家应该顺应网络媒介的特点,调整写作姿态,从立法走向阐释与对话,由此,他们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网络解除自身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悖论,实现公共关怀,同时可以联合起来,形成普遍的法团主义与"知识分子国际"。     

现代公共领域及其特性——查尔斯·泰勒的公共领域概念评析

在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元主题性的、极端世俗化的、外在于政治的公共空间,其中的社会成员能够在不受权力约束的情况下进行关于权力的理性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价值在于它以不同于权力相互制约的方式对政府发生作用,而政府不论从明智的视角还是从道义的视角来看都应当听从于公众舆论。相对于政治领域而言,公共领域具有规范性地位。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广告社会功能新论——以电视广告为例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广告信息的同时,因为进入了电视传媒的公共领域,也就自然地被赋予公共领域的价值规范,并且不得不接受公共领域的诸多影响。因此,在现代消费社会,由于电视广告的影响力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渗透,它作为电视媒介重要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形态,同样也具有表征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功能。对电视广告社会功能的认识,只有以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批判的视角来科学理性地反思电视广告及其受众的公众身份建构的价值,才能寻求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从西方债务危机中的群众运动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是公众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动机而展开理性对话的公共舆论空间,理性批判和公共利益追求是其基本原则。西方债务危机引发的群众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严重干扰了国家解决债务危机既定方案和应对措施的实施,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使得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与获取民意支持方面进退两难,暴露了其公共领域现实存在中的不足。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在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基础上,重视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引导,凸显其公共性"本色",形成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公民社会模式。     

网络舆论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中间场域--"公共领域"能否在中国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趋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由互联网催生的网民群体是不是"公众群体"?他们是否具备"公众精神"?网络舆论是否公平、公正?尽管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网民群体依然无法与政治、经济强权势力相抗衡,难以形成独立人格、理性辩论的公众群体.因此,目前中国的网络舆论依然处于少数精英领导、多数民众趋同的状态,"公共领域"的建构还将任重而道远.     

公共领域理论视域下的网络反腐研究

公共领域理论是学术界分析公共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网络反腐中的公众意愿、诉求等,实质是公共舆论,因而网络反腐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公权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源泉。从公共领域角度看,近些年来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制约和监督了公权力。但当前网络反腐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规范。规范网络反腐参与者言行、重建网络反腐公共舆论领域、完善"上传"和"下达"机制以及推进预防与惩治腐败体制改革等,是推动网络反腐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     

论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缺失

政治宽松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孕育了脱离权力控制的人际交往空间和展开公开讨论的人际交往模式--博客社区.在大众传媒受权力机关把持、与利益集团合谋成为公共领域的颠覆力量之时,博客社区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但是,从公共领域的三个要素--主体、媒介、共识来考虑,会发现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建构缺乏理性基础.     

论《新青年》的公共领域图景

本文立足于《新青年》杂志的大众传媒原生定位,从“公众”的构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外在载体——语言革新等方面,力图描绘《新青年》公共领域图景,并比较它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之异同。     

论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公众和网络媒体三方共同努力。对于政府而言,要重视网络协商民主,强化主体地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广电子政务;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全民上网";建立网络互动平台,坚持依法治网。对于网民而言,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网络协商质量;遵守法律法规,保护网络表达自由;重视协商伦理,提高道德修养;培育政治理性和公共精神,提高网络政治责任感。对于网络媒体而言,要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开展技术管理创新,强化网络行业自律。     

微博空间中“公众阅听人”的重构

以新媒体微博事件为例,分析了微博空间构建"新公共领域"的文化逻辑在基于微博空间而发展起来的新公共领域中,公共阅听人的思想与行为已经超越了传统"传—受"理论模式的受众概念及其经验,理解微博空间中的公共阅听人,要遵循公共领域的解释逻辑。进而认为,如何构建理性的公共阅听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微博空间的治理之道,其根本是建构起新媒体时代所要求的理性的公众阅听人,而加强和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达此目的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