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功能、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先议制度模式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少年保护与社会防卫双重价值的衡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的功能分为:落实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保护、优化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发挥先议制度的指引功能。此制度运行中面临先议主体的适格、绝对保护下的价值以及实体和程序事项与先议制度衔接的困境。结合我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在符合本土司法体制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体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需要落实采用检察机关主导,多元主体为辅的模式、适用刑事案件,兼具不良行为的范围、实行分级干预保护管理的体系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定位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具备法定证据形式”是关键之所在。从实质侧面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已具备关联性、客观性及真实性,且能够证明案件的量刑事实,已然具备证据之实;从形式侧面看,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自身特殊性,应与现有法定证据种类予以区分,实践和理论上业已形成作为独立证据的良性场域,增设“社会调查报告”这一证据种类成为立法可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应再仅作为参考适用,应于立法层面明确其证据地位。     

政府在未成年人“三位一体”教育中的作用探讨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教育发展现状。政府在未成年人"三位一体"教育工作中存在综合协调机构人员变动大、未成年人相关工作的绩效评价标准不清等问题。建议提高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发挥基层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制定中的更大作用、完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的构成体系等,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未成年人"三位一体"教育中的作用。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治理视域下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困境及其完善进路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一种被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制度。从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得到长足发展,成效十分显著。为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权益保障,结合未成年人特点,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区矫正法》又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做出了专门规定。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尚未确立科学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具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特色的具体矫正措施,在未成年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方面尚存诸多空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体系,不断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正工作,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立足于分析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试图从立法、机构设置与人员培养、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综述

为未成年人提供综合司法保护,是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目标,如何更好地统筹运用未成年人“四大检察”职能,探索更加契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多维度、集成式、系统性履职方式,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是提高未成年人检察监督能力的重要依托,亟待从理论上界定数字未检的内涵外延,从实务上探索数字未检的实现机制和方法。2023年6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会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来自理论、实务界近100名代表参加会议,围绕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法律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着新时期工作的全过程,即：以创新为引领、协调推进;以绿色为基准、持开放态度、共享为目的。在此视域下,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若干薄弱环节亟需补强,如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的完善与落实、跨国收养、诉讼救济等等,以预防和降低侵害未成年人事件的发生。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为视角

随着数据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的个人信息受到极大威胁,未成年人更是如此,因此需要侧重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63条弥补了我国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漏洞,值得肯定。在实践中适用63条时,需要对传统的知情-同意规则进行优化与调整,以便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欲合法收集信息,信息控制者需要采取合理方式告知有关事项,并征得未成年人用户及监护人同意,以缓和特殊主体利益保护与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外还可以从同意之前与同意之后两个阶段设立特殊保护机制,完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心理援助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中的作用探究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高发态势,为了能够让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的更全面的救助和保护,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概率,形成专业化办案机制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调查取证机制,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和一站式预防体系应运而生。而心理援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贯穿于整个“一站式”询问的过程中,本文就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心理援助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中的作用,并就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现实困难作出具体的阐述。同时对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改进方案。     

浅谈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我国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校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课堂,承担着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形成健全人格的重大责任.切实抓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建设,把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贯穿和渗透在课程改革、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引导他们在学习道德知识的同时,自觉把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拓宽素质教育思路,组织好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研究探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创设适合学生成长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多用通俗、鲜活的语言,生动典型的事例,寓教于乐,深入浅出,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道德熏陶,培养学生具有规范的日常行为、良好的文明礼仪.不断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每位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学习,树立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育观,自觉加强自身修养和师德教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高尚的情操、文雅的举止、渊博的学识率先垂范,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切实成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保障.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与未成年人法的衔接与调适

我国已构建起以未成年人专门法为主体,其他法律为补充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规范警察执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肩负着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任务。新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从严惩处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细化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提升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质效,合理规制严重不良行为。但是《草案》中涉未成年人条款也存在法律原则缺位、保护对象不全面、保护措施不周密和教育措施不明确等问题,对此需结合实际,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专章规定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制报告理论基础以及实践分析

近代以国家亲权（parents patriae）理论为出发含括儿童保护、少年司法等制度,拟定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实践,成为国家治理首要任务之一。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当其遭受犯罪侵害、身体伤害、虐待等情形隐蔽性高,域外以儿童权开展相关措施,欧、美、亚洲多数国家以强制报告（通报）法制启动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任务,我国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亦将强制报告明订为法律制度。关于强制报告制度,有许多学者文章介绍他国制度详晰,考虑法制建设因文化经验背景存在不同的差异性之外,又未成年人在义务教育法施行后,成长过程于校园中学习为其普遍的生活场域,本文前以儿童保护历史发展作为概述,后则以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校园教育人员通报规范及实践予以叙述,提供关怀此议题有志之士作为政策拟定以及实践之参酌。     

刑事在线庭审方式转换规则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的蓬勃发展,在线庭审逐渐得到各界认可,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采用在线庭审的方式进行审理。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诸多线上不能有效审理的情况,这就要适用刑事在线庭审方式的转换规则将案件转到线下审理。当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适用转换规则标准不统一,当事人申请转换庭审方式的权利缺失,法官依职权转为线下审理的责任未明确,在线庭审的刑事案件转到线下审理不能有效衔接。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对刑事在线庭审方式转换规则进行研究,为健全转换规则提供途径。     

司法场域中《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表达与实践——对3323起案件的实证考察(1992-2019)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观察与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新视角。对该法颁布实施后至2019年的3323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法院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持续上升,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援引条文分布不均匀。实践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承担了宣示、实体性规范、权利主张和教育说教等功能。文章还探讨了裁判文书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件类型等。《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为其规范、完善与修改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而更好地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互联网逐渐成为未成年人必需品

4月27日,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发布"2011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社交网络运用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随着学校互联网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推广和家庭互联网接入的逐步普及,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大幅提高。就此次被调查学生来看,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率达91.4%,家庭互联网普及率达82.0%。就抽样情况来看,这些被调查学生的情况,可能代表了我国县以上城镇地区在校学生的普遍情     

涉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对合肥市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理论逻辑。本文采用质性分析方法,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近年来合肥市涉案未成年人的访谈材料进行逐级编码和理论建构,指出早期家庭生活紊乱是未成年人生活失序的关键,未成年人生活轨迹偏离正常是出现涉案行为的重要原因,而“生活秩序”则是其中的关键概念。在此基础上,从家庭层面、社会组织、行政机关等三个维度针对性提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政策建议。     

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立法完善的路径选择

职权职责的分配缺陷、功能定位未能实现“去惩罚化”是收容教养制度虚置化的根源性问题。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完善应放弃司法化的规则构建,以明确职权职责分配、落实教育保护理念为基本导向。在适用条件上应以再犯可能性和一般教育模式有效性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将客观违法程度作为再犯可能性的下位判断材料。在决定程序上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作用不应限于委托专业机构评估和书面材料审查,而应赋予其对事实的调查权以及与未成年人直接沟通交流的权力。执行方式上,不同于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机理和权利保障理论基础决定了应削减执行中的剥夺性痛苦,并构建有利于触刑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性规范。     

省思与突破：防范算法侵害未成年人的规制进路

3月1日正式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在算法治理领域为未成年人设置了保护专条。作为一种技术双刃剑,算法科技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未成年人教育与安全的诸多场景时,一方面为未成年人的保护构建起了一道“智慧”屏障,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造成一定的侵害。新规的出台,说明防范算法侵害未成年人的规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优化。算法对于未成年人的侵害多表现在数据泄漏、过度推荐、不平等和歧视等方面,基于此,关于算法的伦理机制和针对未成年人的算法素养教育成为解决算法侵害问题的重要抓手。     

日本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预防及其启示

进入网络时代后,日本也面临着网络犯罪日益严峻的情况。根据相关数据,日本网络犯罪的趋势逐渐上升,网络犯罪的主体逐步低龄化,网络犯罪的外延不断扩大。以未成年人主体为视角,除了家庭、社区、学校等环境因素和家庭贫困等经济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猎奇心理也会导致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对此,日本除了对网络信息内容加强审查以外,在未成年人的生活物质保障与学校、社区等成长环境方面也尤为重视。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未成年人犯罪率极低的国家,日本的经验能够带给我国启示。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情况,我国应构建“前提介入”的不良信息内容过滤的系统、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生活保障与素质教育,以便打击未成年人网络犯罪。     

西方三大著名未成年人犯罪危险评估工具的研究现状述评

西方的未成年人犯罪危险评估工具YLS/CMI、SAVRY和PCL:YV最为著名,应用也最为广泛。拟在对西方未成年人犯罪结构化危险评估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对这三大工具的研究现状进行回溯分析,对三大工具之间的比较研究进行述评,归纳出三大工具的最佳实践建议,并对我国未成年人危险评估工具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由此得出结论 --我国当前始终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相对科学高效的未成年人危险评估工具,必须在对西方三大著名未成年人危险评估工具进行借鉴学习的基础上,研发适合我国未成年人的危险评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