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构建——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背景

2022年1月1日实施的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调整家庭教育,使得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况下对监护人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这一立法回应了时代需要,社会中因监护失职导致的未成年人被遗弃、虐待、暴力伤害,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多与父母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方法有关。对于监护人因监护失职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它严重不良行为,或导致未成年人成为违法犯罪被害人,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应该实行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应关注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内容方式等问题。     

比例原则视野下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与实践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有研究表明,在家庭内部,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或能力不足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公安及司法机关可以强制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培养其正确的教育观念,提高其教育能力,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立法缺乏保障条款,导致该规定刚性不足,实施效果无法得到保障。本文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在我国保障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实施应遵循比例原则,采取刚柔并济、先柔后刚的措施。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中面临的困境与解决

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和关键环节,《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将家庭教育纳入法治化轨道,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法治成果。《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宪法为价值遵循,具有社会法和促进法的性质,在新法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直面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理念偏差、能力不足、对特殊群体家庭利益保护薄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完善和监督机制欠缺等问题,进一步凝聚家庭教育的理念和共识,明确家庭、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责任,构建社会协同的家庭教育多元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监督惩处机制,加大对特殊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力度,真正提高家庭教育能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托育服务：国家义务与机构角色

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托育服务进入《家庭教育促进法》是通过课予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义务完成的,但其立法背后的学理支撑和实现路径均模糊不清。就价值而言,托育服务入法丰富了托育机构的角色,充实了家庭教育的内涵。作为国家义务穿透到家庭教育领域的结果,托育服务入法可以从国家给付义务和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结构中获得支撑,前者产生于婴幼儿发展权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受益权功能,后者产生于婴幼儿生命、健康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以国家义务所设框架和现存问题为指向,有必要通过厘清防御权行使边界、优化组织和程序设置、拓展科学养育服务内涵完成托育机构的角色塑造。     

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适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

对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是评估观测刑事犯罪司法样态的有效途径。通过对1678例一审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性犯罪前科等从严处罚情节能够显著提高判处有期徒刑的强度,取得谅解等从宽处罚情节对减轻刑罚发挥了明显作用。司法实践中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适用与社会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当前我国猥亵儿童罪的判决存在量刑结果轻刑化和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由案件自身特性、刑事司法弊端、情节设置不明确等原因叠加而成。《刑法修正案（十一）》做出了部分针对性调整,但仍有兜底性条款解释规则的基础问题有待探索。应考虑从立法取向、解释规则、量刑说理、酌定情节的适用等角度规范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适用。     

农村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教育投资期望、教育投资目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000元以下的水平状况下,家庭经济状况并不直接对家庭教育投资力度产生明显影响,只有当家庭经济状况达到相当水平(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000元及以上)时,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才会有明显提高.     

登门槛术与入户调查

国外心理学家进行过这么一项试验：试验者挨家挨户劝告各家庭主妇在一项请求立法以督促司机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要求，几乎所有受劝告的主妇都同意签名，过了几星期，试验者又要求这些主妇在家门口插上一块不大美观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小心行驶”的字样。尽管这是一个人们不大愿意接受的要求，可是因为这些主妇先前已经接受了签名的小要求，于是仍有55％的主妇接受了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与此同时，试验者又劝说先前没有被劝告参加签名活动的主妇树起同一标语牌，结果再三动员，只有不到17％的主妇同意这样做。两…     

浅议中国破产立法中的基本问题

我国的破产立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确认破产制度的必要性与破产法价值的前提下,就具体的制度设置而言,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的历史与现实,从法学基本理论与司法具体实践的结合出发,笔者就中国破产立法的清算、重整与和解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作了浅近的研究。     

我荣幸地参与过浙江地方统计立法工作--为纪念《统计法》颁布20周年而作

据我所知,浙江地方统计立法始于1987年6月国家统计局在大连市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区、市)统计法规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从名称上看似乎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专业工作会议,其实不然,而是一个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法制工作会议精神,以《统计法》为指导,号召全国开展地方统计立法,与时俱进,强化监督,开创统计法治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我们浙江省就是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不失时机抓住统计执法机构建设,一个紧接一个地制订地方统计法规,从而使我省统计法制建设成为全国先进省份之一。1987年我在局办公室工作,对全省贯彻《统计法》情况比较清楚。局领导…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 城镇住户访户工作

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开展城镇住户访户工作，是一门技巧，也是一项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加之目前城镇住户调查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超负荷工作，知识陈旧，新知教育接受不多等，都影响访户工作的开展。 访户工作，对提高记帐质量与住户资料的真实性有着重要的意义。访户面对的是记帐户，各色人等都有。     

网上银行发展中的相关因素分析——基于TAM理论

基于技术接受理论(TAM)构建了网上银行客户采纳模型,运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此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网上银行的技术接受模型得到了验证;个人创新特质和感知安全性对网上银行使用意向有显著的影响;将个人创新特质、感知安全性与TAM理论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解释客户网上银行的使用行为。     

统计依法行政之我见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在实现这个目标中,有三项重要工作贯穿全过程:一是通过立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政府机关依法行政;三是依法独立公正地司法。其中依法行政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现代法制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进程。在我国,80%以上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就将成为…     

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应纳入统计法体系之中

自从开展统计"四大工程"建设以来,"先进库、再有数"、"不在库、不出数"作为企业一套表和联网直报工作的一条红线,已经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了"四大工程"的顺利进行。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作为联网直报工作的重要"入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统计工作的质量。如此重要的一项统计基础工作尚未纳入统计法律体系,仅仅作为一般的一项统计制度加以运行,事实上,当前开展的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是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进行强力推动,还不是企业的一项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硬性义务。在缺乏立法支持的情况下,现行企业一套表调查单     

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担任特别代理人的程序规则建构

我国对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程序利益的立法保护主要是法定代理人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不能解决未成年当事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利益冲突时如何最大化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的问题。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指导下的未成年程序参与权保障与国家监护理论要求建立我国的特别代理人制度以弥补未成年诉讼行为能力的缺失。通过域内外立法比较、特别代理人主体资格优势分析、制度基本运行模式的比较选择,并对适用范围、启动条件、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调查内容、监督方式等具体程序规则进行设计,初步提出了构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以监督方式备位担任特别代理人的未成年人特别代理人制度的构想。     

我国收容教养制度之检视与重构

厘定收容教养的法律属性是正确认识收容教养、确立改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处罚说”“强制措施说”等观点的评析,指出现有的收容教养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一种社会保护措施。收容教养制度在立法和适用上存在适用年龄界限不清、适用标准不统一、收教场所不确定、执行方式重“罚”轻“教”等现实难题,严重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的效果。建议在宏观考量立法宗旨和部门法协调的基础上,重构收容教养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强制教养制度”并纳入《刑事诉讼法》,完善审查决定程序和监督机制,去除合法性硬伤;明确强制教养的年龄下限,综合主客观因素细化“必要时”这一具体适用标准;改造工读学校为固定执行场所,设立弹性强制教养期限,优化执行方式。     

司法场域中《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表达与实践——对3323起案件的实证考察(1992-2019)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观察与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新视角。对该法颁布实施后至2019年的3323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法院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持续上升,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援引条文分布不均匀。实践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承担了宣示、实体性规范、权利主张和教育说教等功能。文章还探讨了裁判文书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件类型等。《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为其规范、完善与修改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而更好地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现行金融统计指标设置刍议

现行金融统计制度是1997年发布实施的,指标设置统一了各金融机构的统计项目,绝大部分指标直接取自会计科目,并与会计科目同名,也称全科目统计制度。目前,金融统计指标已达2000多项,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指标没有启用,各金融机构间会计科目设置和内涵名称各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以账户内容代替科目报送。这几年来,伴随着金融统     

对企业所得税制优化的思考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企业所得税立法层次不高我国目前的内资企业所得税,依然停留在国务院以条例形式发布的立法层次。首先,这不符合我国《立法》第8条,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之“法”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利机关所立之法,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这也是各国通行的惯例。其次,国家税务总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功能、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先议制度模式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少年保护与社会防卫双重价值的衡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的功能分为:落实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保护、优化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发挥先议制度的指引功能。此制度运行中面临先议主体的适格、绝对保护下的价值以及实体和程序事项与先议制度衔接的困境。结合我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在符合本土司法体制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体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需要落实采用检察机关主导,多元主体为辅的模式、适用刑事案件,兼具不良行为的范围、实行分级干预保护管理的体系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