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骗儿童罪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实践中,拐骗儿童罪存在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罚不足间的冲突、现行规定难以囊括诸多情节及后果等多种困扰,这与该罪仅有一种量刑幅度直接相关。拐骗儿童与拐卖儿童二罪罪质一致,我国历来将其合并而治,域外多数国家也专门规定“诱拐未成年人罪”并设置相应的加重情节,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二罪被分而治之,在多次立法修改中,二罪的轻重处置差距显现,又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拉大。宜将二罪合并为“诱拐儿童罪”,使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共享加重情节,同时调整“诱拐儿童超过一人”及增设“使儿童长期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等法定刑加重情节,形成轻重有序的量刑体系,以因应复杂的司法需要。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借助网络引诱、欺骗儿童拍摄并传输私密照片等侵犯儿童权益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这类恶性事件所包含的猥亵行为可分为利用网络实施的传统猥亵儿童行为、仅在网络虚拟空间实施的非直接接触侵犯行为和线上线下结合型的猥亵儿童行为。此类案件的犯罪特征、行为人特征和被害人特征相较于传统的猥亵儿童犯罪具有其特殊性。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普遍将此类非直接接触行为认定为一种猥亵儿童行为,成立猥亵儿童罪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面对网络猥亵儿童犯罪这类新型的网络犯罪,在作出灵敏的刑事治理回应时还需要兼顾刑法的准确适用。有必要立足于审判实务,以现有的网络猥亵儿童类案作为样本分析研究网络猥亵儿童犯罪的外在特征并对非直接接触性行为成立猥亵儿童罪进行学理性证成。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死缓限制减刑司法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创制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中国死刑执行方式转变为三种: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起到量刑台阶的作用。本文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采用多学科交叉视角对随机选取的1 300个案例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此制度存在立法不明、量刑情节适用混乱等弊端,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偏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了两阶段的量刑概率测算模型,探讨不同量刑情节对死缓限制减刑司法适用的影响。研究发现,此模型可作为量刑较为理想的测算工具,从而做到判处死刑不同执行方式的量化与界分,实现量刑规范化、科学化。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争议与立法完善

是否需要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赞成提升本罪法定刑一方和反对提升本罪法定刑一方的论断均值得商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妇女、儿童人格尊严的不可买卖性。本罪的实行行为是收买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不法程度要高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不法程度。现行立法中,本罪存在被害主体区分不明确、收买目的鉴别不具体、从宽处罚规定适用过苛等问题。因此,在维持三年以下法定刑的基础之上,刑事立法应当区别被害主体,将“善意收养”行为法律拟制为非法拘禁行为;区分第241条第5款中不同的收买目的;明确完善从宽处罚的条件。     

“性身心保护”罪质观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处罚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刑法认定争议的解决,核心在于明确猥亵儿童罪的不法实质和行为类型。根据“性自主说”和“性的健全发展说”,猥亵儿童行为的不法实质是对儿童性身心领域的侵害,行为类型包括以性行为侵入、接触儿童的身体部位和使儿童经历性体验、感知性刺激等客观上具有“性意涵”的行为。因此,通过网络使儿童与自己或他人发生性身体接触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行为人是否在场或感知儿童受性侵害的过程不影响犯罪成立;通过网络使儿童经历性体验、感知性刺激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不应以“身体受侵犯的可能性”、“儿童是否裸露身体”、“行为与侵害结果是否同步”作为判断犯罪成立的关键要素。     

行刑衔接背景下猥亵儿童违法与犯罪之界分

行刑衔接背景之下,猥亵儿童罪虽作为自然犯,但同样可能涉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却存在一片真空地带,一方面,容易减损司法机关履职效率、增加滥用职权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利于塑造与保障社会公众基本道德。猥亵行为类型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儿童权益衡量标准的缺失是造成行刑衔接界限模糊的主要原因。“量”区别理论为两类行为界限设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更契合中国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二元制裁体系。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手段、时空环境是表明刑事违法性的重要因素,是确定“量”值,厘清猥亵儿童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的四重维度。裁判者应将行为手段作为核心判断要素,在区分侵入深度、猥亵强度、时间次数的基础之上,同时借助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要素,辅之以时空环境要素综合界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实务疑难问题研究

2020年10月“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量呈“井喷”态势,该罪在司法实务中面临不少争议。在主观明知的认定、推定规则的适用、被帮助对象实施犯罪的理解、情节严重的认定以及与其他罪名交叉竞合时的处理都存在认识分歧,本文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总结,展开论述,提出界定的标准和适用原则,以期明晰立法原理和使用逻辑,促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正确统一适用。     

性侵未成年人新修订若干争议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对于“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而言,其法定刑升格依据是该行为会造成幼女性器官损害从而影响正常生长发育,适用前提是性器官的插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中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是与未成年人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产生信赖关系,具备辨认妇女具体年龄能力的人员;该罪关于被害人年龄界限的规定既充分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又兼顾保障了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实现。“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中的“情节恶劣”属于提示性规定而非整体的评价要素。性侵儿童犯罪中“多次”升格法定刑的规范依据是数罪并罚;能否升格法定刑需具体分析,不宜直接确定为“三次”。     

我国注册会计师监管机制的重构

一、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规范不健全,法律责任不明确 法律责任是强制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遵守和履行职业道德法规要求的最有效措施之一.目前,我国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相关法规法则操作难度大,处罚力度小.在<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及<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中,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违反的处罚办法都作了规定,但又由于没有可遵循的处罚条例而缺乏可操作性.同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之间不衔接、处罚尺度不一等问题,给执法工作增加了难度,使法律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刑法预防、识别与治理

随着网络智能化更多地深入未成年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儿童暴露在网络中的风险也日益增加。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罪、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现象更加严重,网络性引诱和软色情更多作为引流工具而蔓延化,但我国目前对网络儿童色情的性剥削本质认识还不够,与成人色情没作区分,对于持有、浏览儿童色情和性引诱行为等还没有刑法明确规定,无法起到提前预防、阻止儿童色情危害结果发生的作用。需要重视儿童性剥削的风险和危害,积极完善刑事罪名预防性立法体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该类非接触型犯罪的识别作用、构建伤害救济-信息保护-教育预防等综合治理体系等,从预防、识别、治理三维度防控儿童非接触式网络色情犯罪,更好地配合国家整治未成年网络环境行动,阻止该类犯罪的蔓延。     

包含汇率因素的非线性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文章运用对数平滑转换回归模型(LSTR)研究了包含汇率因素、多个资产价格因素的非线性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实证结论表明:(1)利率规则是关于其滞后一期为转换变量的非线性函数；(2)中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率平滑程度较高,为0.83；(3)在样本期间,非线性转换函数具有四个较为显著的阶段；(4)无论线性还是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均不足,因此具有内在不稳定性；(5)在先前的泰勒规则实证文献中,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关注极少.结论认为,如果解释变量的波动性较大时,多重共线性问题就应予以必要的关注.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和规范限缩

关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保护法益的探讨,刑法理论界尚存有分歧。既有的身心健康权说难以周延保护未成年女性的性自决权,也无法与现行性犯罪体系相适配,在法定最低刑配置上存在说理缺憾。性健全发展权说不恰当地将本罪视为抽象危险犯,堵塞部分合法性交行为的出罪路径。在特殊照护关系框架下,强调本罪保护法益为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女性不被诱骗的性自决权,在法益专属性、法益涵摄性及法益协调性的阐释上具有明显优势,裨益于揭示本罪行为不法的本质、探讨入罪与出罪空间、融贯性犯罪内部体系。宜将本罪行为类型“发生性关系”限定为狭义性交行为,对行为主体“特殊职责”的界定应围绕信赖关系是否建立展开,判断行为主体是否具备犯罪故意应以社会一般公众为主体标准,性犯罪对象的年龄不宜作为本罪的客观处罚条件。     

虚拟企业中的防止虚假陈述策略

在虚拟企业中,当从成员企业收集信息时,如何防止虚假陈述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假定虚拟企业的理事会可通过检查知道真相,但由于高昂的检查成本,理事会不检查成员企业的全部报告,而是通过设立处罚规则以及相应的检查概率以预防成员企业虚假陈述.文章阐明了三务处罚规则,并对应于每条处罚规则,给出了有效防止成员企业虚假陈述的最优策略.     

义乌市加大统计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义乌市统计局今年来狠抓统计执法工作。１ -６月份 ,已对全市５５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不包括“大检查”中抽查到的单位） ,其中对１４家虚报、瞒报统计资料比较严重的单位进行了罚款处理 ,个别情节严重的单位处罚金额达２万元 ,对违法情节较轻的２０余家单位分别予以警告并责令整改。义乌市加大统计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基于粗糙集的多属性决策分析

文章针对多属性决策问题中多个决策者对同一类对象决策结果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对多属性群决策问题的描述,提出将不同决策者的不一致决策对象进行合并分析,得到更加直观明确的规则.并对规则集进行构成分析,从而解释决策者之间的冲突所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标准研究

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易发多发的现实出发,以实证视角分析司法打击力度无法遏制这类案件发生的现实困境,深入探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短缺问题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过于客观化之间紧张张力,提出突出自由心证模式,探索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引入激奋言词例外规则,运用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围绕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构造证明体系,提高打击犯罪质效以满足现实司法的迫切需求。     

我国收容教养制度之检视与重构

厘定收容教养的法律属性是正确认识收容教养、确立改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处罚说”“强制措施说”等观点的评析,指出现有的收容教养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一种社会保护措施。收容教养制度在立法和适用上存在适用年龄界限不清、适用标准不统一、收教场所不确定、执行方式重“罚”轻“教”等现实难题,严重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的效果。建议在宏观考量立法宗旨和部门法协调的基础上,重构收容教养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强制教养制度”并纳入《刑事诉讼法》,完善审查决定程序和监督机制,去除合法性硬伤;明确强制教养的年龄下限,综合主客观因素细化“必要时”这一具体适用标准;改造工读学校为固定执行场所,设立弹性强制教养期限,优化执行方式。     

涉罪未成年人分流与观护制度比较及完善

涉罪未成年人分流和观护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的核心制度,在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和预防再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分流与观护制度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其程序设计在不同少年司法中呈现同时作出与先后作出等不同模式。配置我国未成年人分流与观护的相关权力和构建具体程序时,应在充分考察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区别不同诉讼阶段作出科学设计。     

基于模型遴选规则的汇率自适应组合预测

文章阐述了组合预测模型遴选规则的产生机理,对此遴选规则的具体形式以及组建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为了使构建于模型遴选规则基础之上的组合预测模型更具鲁棒性及更广的适用领域,通过基于NARX神经网络的自适应调节机制来提升遴选规则的学习能力,提高了组合预测的精度和稳定性.最后以一个汇率预测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