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网络文化失范问题研究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数据所示,从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在网络色情、血腥暴力等不良因素侵蚀下,对处于学习阶段、真伪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诱导未成年人滋生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因此,本文将从网络文化失范为研究基础,分析网络不良信息影响引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及特点,分析网络文化失范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起因,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网络不良信息行政法规的宏观建构与微观审视之构造——基于保护未成年人视角的分析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网络不良信息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与空间。网络不良信息的制作、发布、传播影响了未成年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对于其身心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行政法内容滞后、主体不明、监管重叠,无法在保障未成年群体的网络合法权益中发挥良好的监管作用。行政法规制定中宏观建构不完善,微观内容不清晰是目前行使行政权力的主要难题,研究中通过宏观建构解析与微观审视思辨明确行政法规中的缺陷。根据网络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情况,进行网络不良信息行政法规构造改进构思。明确立法指导思想、落实行政主体责任、补充监管指引规范、完善义务具体规范,从而完善不良信息监管体系,净化未成年人网络信息空间。     

日本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预防及其启示

进入网络时代后,日本也面临着网络犯罪日益严峻的情况。根据相关数据,日本网络犯罪的趋势逐渐上升,网络犯罪的主体逐步低龄化,网络犯罪的外延不断扩大。以未成年人主体为视角,除了家庭、社区、学校等环境因素和家庭贫困等经济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猎奇心理也会导致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对此,日本除了对网络信息内容加强审查以外,在未成年人的生活物质保障与学校、社区等成长环境方面也尤为重视。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未成年人犯罪率极低的国家,日本的经验能够带给我国启示。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情况,我国应构建“前提介入”的不良信息内容过滤的系统、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生活保障与素质教育,以便打击未成年人网络犯罪。     

心理援助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中的作用探究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高发态势,为了能够让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的更全面的救助和保护,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概率,形成专业化办案机制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调查取证机制,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和一站式预防体系应运而生。而心理援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贯穿于整个“一站式”询问的过程中,本文就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心理援助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中的作用,并就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现实困难作出具体的阐述。同时对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改进方案。     

美国少年司法“分流”的历史与借鉴

美国少年司法史就是一部“分流”史：第一次“分流”是少年法院运动——将罪错少年从成人刑事司法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分野;第二次“分流”是联邦少年司法“审前分流”计划——目的在于克服“交叉感染”和“标签效应”,是少年司法的再次革新;第三次“分流”是地方少年司法程序中的“非正式处遇”——目的在于贯彻“宜教不宜刑”理念,构成美国少年司法“分流”之主体。美国少年司法“分流”机制充分彰显了“少年宜教不宜刑”的现代少年司法理念,对我国未成年人罪错预防控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充分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不断强化父母的抚养教育责任,以及注重审前羁押的慎用与改良等。     

十大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的比较

研究我国十大城市群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法、耦和协调度模型评价方法等对数据进行充分的挖掘与计算分析,分别对十大城市群以及所包含城市的“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十大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总体上较为理想,但是各个城市群包含城市的“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差异.     

“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要素分工,以资本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并逐渐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网络,探究了一国在投资网络中的特征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实证发现度数中心度对该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负影响,点强度有正影响,而异质性并无显著影响。按收入水平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考察后发现度数中心度和异质性对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均无显著影响,而点强度对二者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改善国际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的区位与结构,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核心优质要素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现状分析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和全省科技大会以来,陕西省通过实施《陕西省“十一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10年）》和《陕西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启动13115工程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关中地区伴随着科技经费投入的较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