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外戚专权及其影响

外戚专权是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下经常发生的现象。西夏外戚专权局面的形成,除了一般王朝所共有的条件之外,还与党项的社会发展以及西夏专制集权制度不甚完善有关。没藏、梁、任三大家族相继利用他们攫取的权力,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小集团的利益而为所欲为,严重损害了西夏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给西夏社会历史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还使西夏与宋、辽、金诸政权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东汉外戚的作用

东汉外戚的权势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他们仗恃淑房之宠、技庭之亲内干机密，出纳王命，典领军队，卫国安邦，对东汉政治的兴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汉桓灵时期的外戚及其政治

东汉桓灵时期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斗,构成了独特的外戚与宦官政治。外戚梁冀专权弄私,杀戮李固、杜乔,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也充分展现了梁冀极权独裁者的暴虐性格。外戚窦武,请愿桓帝,声援并跻身于党人队伍,又因诛杀宦官未果,蒙受杀身之祸,彰显了周至汉代儒家所培育的士人与忠臣形象,其失败表明儒家治国理念已经不能指导当时社会历史所出现的新问题了。外戚何进的出身是卑微的,其与宦官的结怨,是汉灵帝故意制造的,也是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依赖包藏祸心,乘时构乱的袁绍兄弟,不利用手中权力翦除宦官,却调集董卓等将领胁迫皇太后,导致兄妹意见分歧、政治的极端紊乱,王夫之言其心胆失据,的确是有道理的。     

论中国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最早的外戚干政始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外戚政治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政治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五:在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君主专制条件下政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皇室内为了防止皇族同姓近亲利用亲族身份篡夺皇位导致的权力争夺与冲突,作为解决文官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离心力的补充手段.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 ——读《汉书》札记

通过对西汉一代大司马之职的考察,认为西汉大司马一职多为外戚所把持,是皇帝个人专权机关“内朝”的骨干。大司马之职是否专有军权与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帝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戚地位的上升是西汉中晚期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论东汉外戚幕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

外戚幕府文学的兴盛以外戚的强盛为依托,以文士与外戚的和洽为基础。功勋大,受亲宠,文化素养高,这是东汉外戚发达之本,也是文士认同外戚的关键。光武帝和汉明帝抑制外戚,章帝尊宠外戚,文士和外戚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亲附的转变。东汉章、和之世,尚文之风遍及朝野,掌权外戚礼遇文士,文士纷纷入幕,外戚幕府由此成为文士胜场。在幕主马防、窦宪器重之下,文士的建功热情和创作活力全面激活,一大批反映兵武征旅、颂扬大汉威德的作品应时而生,以其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和豪迈俊朗的风格独树一帜。     

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关中本位政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这一学说是用以阐释西魏、北周、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学说,60多年来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对此学说,陈寅恪先生并没有专门的界定,只是在他作品有所体现,给后人的感觉上是有道理的,但总觉得有些模糊,甚至引起理解上的争议.由此,本文将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对其概念进行解读.     

唐前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前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前期文学思想流变的路向。     

唐前期两京官府工程的经费筹集

唐前期两京官府工程的经费筹集方式多样,除通过国家库藏拨给调配之外,还有临时科率百姓财物劳役、征发官员俸禄、百官献纳、拆迁补料等多种途径。这种多样化的经费筹集方式的原因有三:一是工程建设并非国家的常规事务;二是负责营缮事务的将作监存在固定收入;三是将作监所需原料直接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支拨调配。由于重大工程所需往往超出将作监的承受能力及以尚书户部为核心的财政预算,加上官府并无专项经费以供工程营缮的临时支取,所以唐前期两京官府工程营建过程中常常采用各种办法来筹集经费。这种面貌一直持续到后期设置了专项营缮经费才有所改观。     

从帝王的文化心理看清朝前期对天主教的宽与禁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具有开放、兼容并包的特性。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断被传承发扬,使国人逐渐形成了推崇儒家、强调华夏中心和礼教尺度即秩序的文化心理。清朝前期的统治者无疑受这一文化心理的支配,反应在天主教政策上表现为时宽时禁。     

科举制度与唐代社会文化的下移

科举发展至唐,导致了中国文化分层格局的大改观.开元天宝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进,崇尚进士与重文之风蔚然兴起,文化下移成为社会嬗变的一大亮点.私学炽盛,教育向民间推进的趋势加强,文学深入寻常百姓之家、文化受众的扩大,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下移的显著标志.     

先秦两汉的社会模式论

通过对先秦两汉三种社会模式的分析研究 ,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模式思想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 ,再回归于自然之神的曲折历程。其中汉儒董仲舒的社会模式论是对前代各种社会模式的概括完善和全面总结。这些企图用固定格式 ,非历史的塑造各种“完美”模式的传统政治思潮 ,对后来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科举鼎甲研究

文章根据地方方志、明人文献资料,对明代科举状元、榜眼、探花的任官品级、出生籍贯,作了细致的数字统计,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了明代科举鼎甲在录取、产生区域、任官品级等方面的特征。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文人亲属关系考

唐代是一个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在这些群星闪烁的文人中,有的是父子相承,有的是祖孙相传,也有的是兄弟叔侄翁婿和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根据史料记载,考证出五组唐代知名文人的亲属关系。他们就是:岑文本与杜易简、杜审言、岑参、徐坚、杜甫;司空曙与卢纶、元行冲、韦述;李白与武则天、许浑、郝处俊、李阳冰;李翱与韩愈、卢求、郑畋、卢渥;徐铉、徐锴与卢郢、徐延休。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宋代的上供正赋

上供制度源起于唐代中叶,宋代沿用唐制而有更革。宋代的上供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上供泛指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所有财赋,狭义的上供则只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赋的一项内容,即上供正赋。在上供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中央向地方征调财赋的名目。从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可探求宋代上供正赋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北宋到南宋,上供制度有不少变化,它们再一次表现了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规律以及实用主义的治世精神。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金朝初期科技状况研究

女真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金朝兴起之前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状态,金朝创立后,大量吸收辽国及宋朝的科学技术,在医疗、建筑、农业特别是铁器的制造与使用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历史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对中国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均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其科技史料十分匮乏和零散,更缺乏深入系统的整理,是一个急需抓紧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