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一甄一贾”的文化意蕴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境遇与人生选择,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如果说贾雨村的人生经历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那么甄士隐的人生经历则主要体现了道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红楼梦》中这“一甄一贾”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以“入世”精神担当社会责任——从新写实小说论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建设

新写实小说展现世俗化的生活,“为生存”的写作姿态取代了“为人生”的文学追求,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生活的批判和审视,体现出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与屈从。而在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新写实小说宣扬的世俗价值观越来越大行其道。我们应该审视和批判新写实小说透露出来的世俗主义价值观,以“入世”的精神积极建设我们当代社会传递正能量、发挥动力作用的社会价值观。     

“三个代表”与衡量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

历代思想家关于人生价值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人生价值在于贡献与索取、贡献与享受的统一 ;以贡献为前提、贡献与索取相统一是衡量人生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直接标准。“三个代表”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利益 ,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确立“三个代表”的人生价值根本标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诸子笔下频繁使用的一组对举概念。通过对这组概念语义内涵及其所处文本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君子”与“小人”概念在先秦诸子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先秦时代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一组概念,也是诸子针砭社会、评品人生所共同尊奉的价值圭臬。在这种针砭与评品之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学上的意义。     

辽河油田公司欢喜岭采油建造“人生格言践行超市”拓展企业文化建设的新内涵

员工“人生格言践行超市”，即将展示员工个性化的理想追求的格言寄语与岗位工作内容职责规范等对应“购”、“销”融会结合，从而既可实现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精神力推动生产力，又能体现员工人生价值的一种教育新载体。     

“文章不朽说”的人生价值内涵及双重价值指向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章不朽说”,是以人生价值为终极指向的文学价值命题。它以探讨文学作品功用和价值的形式,阐发了文章著述事业对于人生的功用和价值,人的肉体生命转瞬即逝,只有文章能使作者扬名于时,流名于世,容载作家生命的内涵超越时空限制而获得永恒。政治生命的不朽和艺术生命的不朽两种人生观念,前者侧重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价值,后者则重视文学容载作者个体生命的意义及传播作者艺术声名的价值。两种文学价值观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但是在文学与生命意义这一契点上,两者统一到了“文章不朽说”之中。     

“佛系”青年亚文化的结构、社会风险及其引领

“佛系”青年群体以网络为主要阵地,以娱乐性、遁世性的情感寄托为核心纽带,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具一格的圈层化地带.“佛系”青年亚文化具有三大结构——情感维度的娱乐性、价值维度的遁世性、意义维度的虚无性.“佛系”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其相悖论的不合理消极成分.它所带来的社会责任的模糊与放逐、价值理念的迷失与错位,以及意义追寻的迷茫与彷徨,亟需以“破茧成蝶,不负青春”的担当精神引领社会责任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青年价值建设,以“英雄主义”的情怀建构意义世界.     

论永州使柳宗元从失意的贬官成为著名文学家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人生历程中一次重大转折。由于无法实现政治理想,他转而倾身文学,实现了＂立言＂的人生价值,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本文论述了永州奇特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柳宗元完成人生超越的重要作用,并且对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论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图形遗产”的价值

以“徽州三雕”为代表的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不仅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样式和内容,还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图形遗产”。本文分别从审美、社会、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图形遗产”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拒绝“京派”小说的理由

“京派”小说家通过拒绝“真实”和美化“苦难”的叙事原则否定与置换了“家”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强调和突出了“道德”。实质是对现代文明的有意对抗和背离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的反人道主义,完全放弃了“五四”文学的主题和灵魂。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文化转型视域中的“五四”人生探索文学

“五四”人生探索文学的创作主体是被先驱者们“从黑暗的闸门下”放出来的“五四的产儿”。逃离后的青年们随即面临退潮期，他们怀着苦闷和彷徨开始了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对价值信仰的寻求，分别形成了以庐隐、孙依工为代表的和以冰心、许地山为代表的两类不同的探索态度和方式，在同一类别内部的探索也有着不同的层面。人生探索文学是“五四”及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时期在文学领域内对于意义虚空的反响和对价值建设的呼唤。女作家冰心站在信仰的高度对基督教“爱”的价值的援引意义巨大。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

文学表现中的“诗性”是文学现代性和审美性最为重要的标志 ,引起了诗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但有用一般人性去代替和解释“诗性”的哲学化倾向。如果从自然、未知域和语言三个方面来考察文学“诗性”的存在和表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文学的“诗性”是与人的创造相互对象化的审美过程和结果 ,它以先验自在的形态等待着人们去“融入”、“寻找”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