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的现代展望——由东亚文明引发的思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崛起。伴随着东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东亚文明进行了文化探源,并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文化是东亚文明的原动力。而事实并非如此,透过东亚文明所折射出来的不是儒学的辉煌,而是它的衰落之态。历史行进到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将如何,怎样发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     

面对西方挑战的儒家文化

在儒家文化历经沧桑的半个多世纪,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重新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文化使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必然发展。实际上,现代儒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和接受西方的挑战。20世纪初由五四运动的中西之争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就是由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所促发的。现代新儒家掀起的重建儒学的文化哲学思潮也是由回应西方的挑战而产生的。当代儒学能否完成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成中英先生的新新儒学及其本体世界

东亚精神性传统不只儒家一脉,但儒家对东亚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性格的演进,推波助澜而甚力,倒是毋需争议的。所以考量东亚精神性传统,着重从儒家着手,大概不会有错。从20世纪的"五四"开始,儒学就有了"新"(现代)、"旧"(古典)的分野。下迄1970年代,又续有"新新"(第三期)和"新"的区别。现代儒学和古典儒学讲起来是相对而言的,却非别子立宗;新新儒学,虽然是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跨前一步,好像仍要在新儒学的框架内来讲。哲学世界这一桃红柳绿相映成趣的别样意思,殊值细细品味。先来说明,为什么讲"新新儒学"。     

传统人学价值观再讨论

新儒学随着东亚经济崛起而复兴，一种所谓具普遍性的亚洲价值观也由此而生并盛极一时，鼓吹者们甚至将朱家国后个人的传统价值观说成代表全亚洲并指引着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最具生命力的观念向全球推销。其实，亚洲民族文化众多，从未有过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所谓家国集体包含个人利益的价值观虽在中国儒学史上出现过，有些新儒家也在做发掘转化工作，但既非儒学原始本义，不同学者又存有分歧评价，故只有正本清源，从整体上探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入学价值观，才能正视听，弘扬我民族优秀文化，为推进人类新文明服务。－）如果说，中国…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创生的意识觉醒——“东亚现代性”的理论意涵

20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使原本就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面临"多样(多元)"与"西方(一元)"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性之合理化的普遍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构成之间的辩证理解问题。以此观之,"东亚现代性"实质上是在"现代性认同"基础上谋求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创生性相结合的意识觉醒。     

现代平民儒学:当代儒学创新发展之路

坚守人民本位,充分发掘儒学传统中民本思想的有益成分,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是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自信是现代平民儒学的根基。现代平民儒学的实践者是人民群众,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四民"。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有助于促进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国风貌,阐发中国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及其在当代新文化中的位置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炎黄子孙在数千年劳动、生息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山于儒学中具有合理因素与封建主义因素并存的两重性,所以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具有两重性。研究和探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以及儒学在当代新文化中应占的位置,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使之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及中华文明蕴涵的全球治理智慧

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这种交流,对推动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缔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而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文明,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有助于联结中国文化与拉美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与经验。     

东西方管理的民族个性比较及中国管理模式探讨

东西方管理的民族个性比较及中国管理模式探讨戴昌钧，张金成一东亚经济的振兴，日本管理的崛起说明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文明同样可以孕育出现代化的先进管理现代意义的企业管理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它的演进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紧紧...     

美国对儒学的新认识

可以说近十年是美国儒学研究成果的收获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数十种，学术论文数百篇，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一般介绍和评论儒学的文章不计其数。两方面的原因有力地推动着当代美国儒学研究的发展：其一，本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文比观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学者们发现了一块学术研究的新天地。其二，东亚经济奇迹凸现了其中共同的精神文化因素：儒家传统，美国社会许多方面的人士对这个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及其未来的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儒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理想的人格，因此儒家自我的本质…     

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的命运"或"中国向何处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这个问题是与"儒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且集中突出地体现在它与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之中.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学的复兴,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在特定层面上、比如在制度层面上是合理的;同时,没有儒学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某些"全盘"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儒学的复兴是必然、应然而实然的,因为这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不过.复兴的儒学并不一定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前者发挥基础作用.     

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理论特色摭论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诸多学术思潮、流派和思想大家,并逐渐演变成学说纷呈、百家争鸣的庞杂而又宏富的思想脉系,自古至今,影响所及,流播海外,从东亚走向西欧,已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学问”。特别是中国儒学对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的影响尤巨,并在与这些国家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生根、生长、发展,已深深地融入其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故而人们将中、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来梳理和阐发儒学在朝(韩)、日两国的发展演变和思想理论特色,进一步揭示和彰显儒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在高扬“亚洲价值观”以及“东亚意识”或“东亚价值”中的所充当的特殊理念的人文价值、地位。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与延续——对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的再解读

家族小说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冲击下,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再度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有西方文化扩张、社会全面转型、家族历史命运、作家创作情感4个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家族小说通过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重建来展开民族国家想象,为当代文学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范式.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所谓"东亚儒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各地的儒家传统虽各有其地域特色,但中、日、韩的儒学传统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分享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东亚儒家坚持"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东亚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     

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

儒学的宗教性成为20世纪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要议题之一。新儒家在该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运思和见解,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探寻。本文将从哲学理念、本体问题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阐述现代新儒家的宗教与儒学关系问题,以期对探讨儒学与宗教、儒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吕明灼传统儒学与任何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一样，都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积极与消极二重性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它主要起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某些消极因素；在封建社会下降时期，其消极作用逐渐代替其积极作用上升到主要...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