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审计权的权力属性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与监察权、司法权比较

权力属性是决定权力本质和功能的基本元素,充分认识新时代审计权的权力属性,对于理解和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监察权、司法权的比较,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审计监督的决策部署,可以将审计权的权力属性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其中政治性、独立性、权威性、法定性、辩证统一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辩证统一下的集中性与层级性是审计权与监察权、司法权的共同权力属性,主动性、连续性、综合性、非终极性、主体主导性、相对亲历性和相对公开性则是审计权区别于监察权或司法权的特殊权力属性。对新时代审计权权力属性进行分析,可以就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若干具体路径,包括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功能作用、优化审计管理体制、努力实现审计全覆盖、加强审计职业化建设、健全审计法规制度体系、加强绩效审计应用、加强审计信息公开,以及加强审计与监察监督、司法监督的协调配合等。     

论司法权的国家性

在权力属性上，司法权是二种国家性的权力，而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力。司法权的国家性主要体现在司法权的非社会性、非政府性和非地方性上。司法权的国家性决定了现今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国家权力结构重新分配的高度来进行，而不能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自我改革。     

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属性的合理定位

如何界定检察权的属性将直接关系到检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明确检察行为的性质是界定检察权属性的前提.界定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属性,既要立足干我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又要结合我国立法实际与司法现状.在我国,检察权不是一般的行政权,检察机关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并不是简单的法律监督权.必须承认,我国的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理性看待检察权是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准司法权的认识和主张.     

司法权监督问题研究——以刑事司法活动为视角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监督非常必要。从司法权监督方式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由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新闻传播媒体的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构成的司法权监督体系,但每一种监督方式在当下又面临着各自的缺陷与弊端。司法权监督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司法权监督应当走向规范、有序、实效和理性。     

行政诉讼性质研究

行政诉讼性质是指行政诉讼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属性,它通过行政诉讼现象表现出来,具有稳定性、多元性和层次性的特征.行政诉讼的性质包括三个方面: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相对人权利提供的救济制度.     

民族地区司法规律及司法权配置若干特殊问题研究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司法规律。中国的司法规律决定中国司法权结构体系及司法权的特点,并由此决定我国民族地区司法权配置的原则。民族地区的司法活动受自然和社会两大因素影响,在司法权核心元素中呈现出地域性、时代性、文化性、民族性等特点,并由此影响司法权配置。     

一体与独立:现代检察权运行的双重机制

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权独立行使,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功能的关键。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加强检察权行使的独立性保障。     

论中国传统司法权的构造

中国传统司法权的内部构造表现为司法权主体不是超然于诉讼当事人之外,而是凌驾于诉讼当事人之上,司法权主体借此地位将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强加于当事人。外部构造表现为司法权在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司法权或完全由行政官兼理,或随时被行政权干涉。中国传统司法权之所以表现出此种构造模式,需要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去寻找:传统社会的秩序观、纠纷观和诉讼观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权的构造形式。     

交流与碰撞——利玛窦视野下的中国法律

审判动态地反映着司法权的全部固有属性并具体地实现着司法权的基本职能。裁判作为法律过程的产品，无非是法律从抽象形式到具体形式的转化，是在个案的落实。虽然在华经历了三次诉讼，但是，利玛窦对中国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评价是正面的、赞扬性的。通过对中西法律的对比，利玛窦认为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控制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反映了中国基层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自发的审判辅助业务配置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在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缩影。这种自发性职权配置改革的合法基础在于不触及审判核心业务。同时,由于司法性质的审判辅助业务自身固有的司法权属性以及由因变异而带有的行政权属性,其外包的方式应当兼具司法权的公正价值与行政权的效率价值。对此,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保留审判辅助业务的决定权,委托审判辅助业务的执行权来维护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底线。     

分权制衡:从两起典型案例解析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政治性

无论何种形式的司法权,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下进行的制度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权都具有相应的政治性。美国是典型的分权制国家,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本文通过两个典型案件的对比揭示了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政治性,并结合美国的分权体制、联邦法官的选择程序及其他政治因素分析了这种司法政治的成因。在美国那种极为敏感的多元主义政治模式下,美国法院系统决不可能超然于政治系统之外。     

对完善法官评鉴制度的思考——兼及如何最大化法官的效用

法官直接关乎着司法裁判既有功能的发挥,考虑到评鉴对作为个体法官的指挥棒作用,如何对法官的司法裁判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准确的评鉴就是问题的关键。设置法官评鉴制度必需立足于司法裁判本来的逻辑属性,换言之,也只有在清晰的阐述、证成司法裁判本来的逻辑属性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给予法官一个全面与公正的评鉴,并因此赋予法官最大化的激励、促使其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效用。但当前的法官评鉴制度主要以裁判结果为核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司法裁判的逻辑属性要求对法官采取一种具有内容的程序论评鉴,它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仅仅根据裁判结果来评鉴法官的弊端。     

“非技术介入”与“定势排除”原则在“商标近似”判定中的适用

“商标近似”的判定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包含并符合了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争议所需求的司法鉴定的形式和内涵；其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含有技术边缘性、法律边缘性的“非技术介入”的属性问题。因此，必然要求我们探讨司法判定中的法律适用的主体与“双重客体”的对话途径。并从“商标近似”判定的视觉和心理特性（“定势排除”）及判定标准所蕴涵的主观性方面寻求判定近似的方法及路径所具有的符合其客观性要求的内在模式。     

司法判决有效性理论：从“三足鼎立”到“三位一体”

对于司法判决的有效性问题,主要有三派理论：哈特的规则论将法律当做规则系统,强调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德沃金的原则论强调法律由规则和原则组成,寄托于超强的克拉赫勒斯式法官保证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则寄望于主体间的商谈程序保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和正确性。三派理论都片面地反映了司法判决的有效性,只有严密的规则体系、超强的法官能力和平等的商谈程序这三位一体才能保证司法判决的有效性。     

法国混合型法院管理模式探析及其启示

法国类属司法部和最高法官委员会的混合型法院管理模式。司法部对法院行政事务的集权管理有利于法院整体独立以保障司法权中央化；最高法官委员会对法官任命、晋升和纪律监督的管理有利于法官个体独立。法院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双重组织属性和二元异质性的法院内部管理结构有利于司法权力高效、公正行使。我国司法改革应深化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决策权以构建有利于法院整体独立的法院管理体制，建立法官自我施加的标准和同业集体监督控制的法官委员会制度，再造区分法院审判和管理双重职能和异质性的我国法院组织内部权力配置结构。     

建立中国的治安法庭制度——司法职权优化配置探索

我国现行的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在实践中难以解决.本文介绍了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具体设想--建立中国的治安法庭制度,收回法院应有职权.同时,从治安法庭应当具有的职权,到如何建立治安法庭制度,再到治安法庭的具体办案程序等三方面设计了大量新颖可行的制度.     

论美国联邦司法权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

美国联邦司法权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权分立理论之中,在经历了分权和制衡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自我宣布,才最终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的"强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原则的互动与冲突中,司法权在不断加强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的同时,外部的制约和自身的弱点也构成了司法权"自我膨胀"难以逾越的障碍。     

司法判断力监督初论

司法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从司法判断力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分析司法判断力监督的整体理念,提出应强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转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强化上诉程序的监督功能,弱化程序外部的环境压力等制度设计建议。     

论司法批复的解释论证功能及其局限

通过请示与批复程序、由两级法院共同裁判疑难案件是我国司法体制上的一大特色.在裁判论证的分工上,司法批复主要发挥明确法律疑义与创设裁判规则的功能;在裁判论证的方法上,司法批复的主文内容直接给出解释/证立的具体方案,并以审判委员会的集体权威担保决定内容的证明效力.司法批复有助于确保规范适用的内在统一性和政治正确性,但是对自身解释的可能限度与论证理由的具体展开缺少方法论上的自省和发展.完善现行司法批复制度可以从强化批复的说理内容入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批复的同时随卷附上请示案件的判决主文.     

论审前羁押程序司法化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被界定为均衡的审前羁押价值理念,其有助于剔除审前羁押程序的行政化、诉讼构造的流水线化及羁押功能异化等问题,而选择的路径便是对审前羁押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使审前羁押决定部门处于中立地位裁判侦查机关与嫌疑人的纠纷,重拾该程序应具备的参与性、结果的确定性及可救济性,通过审前羁押程序司法化的改造寄望于还原审前羁押的预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