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

清代文学批评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好谈文章义例,主要表现为金石学中的碑志义例探讨与古文理论中的以“例”论文风气。这种现象可溯源至《春秋》义例之学中丰富的文法内容,而在清代蔚然成风则出于匡救文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章写作不断追求规范化的结果,标志着传统文章学中形式规范理论的又一发展阶段。清人论古文义例在文体上偏重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这体现了叙事文文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抒情言志传统下的文学批评格局。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体学理论回归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史实,赋予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明确的文学概念,即体裁、文体类别、体性、体貌风格、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文章或文学本体,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以西学为鉴,以科技为助,以制度为考,以实物为证,切入研究文体学。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让中国古代文体学得以复兴,具有战略和方法论意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都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上改变了既有的文体观,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研究找到学科归属,刺激学人打破文学研究与非“纯文学”研究之间的壁垒;在实践上更多地关注古代那些以实用文体取胜的作家或群体,非“纯文学”作品文体特点及其使用、运用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散文史和文章学的研究空间,从而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乎经",不是为了"励德树声"、"随仲尼而南行",而是为了"建言修辞"、"按辔文雅之场"。刘勰在"体"的层面征圣宗经,所看重的是先秦五经对于批评文体的意义;刘勰禀经而制《文心雕龙》,使得他的批评文本"体有六义"。刘勰对五经之体的尊崇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树立五经之体的"六艺"并标举其典雅和风骨,二是辨析体制(体裁)类别并归纳体貌(风格)特征。刘勰以"体乎经"为理论基础的立体辨体之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这一批评文体的创制,而且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书写与批评文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曾祥芹及其独立文章学的研究

曾祥芹是一个文章学家。他倡议要创建独立的文章学，并为此不懈地从“读写双快原理”和“阅读学”两方面进行研究。但文章学还没有获得独立，其原因是：1．文章学的自身建设存在问题；2．一些人，包括文章学研究者和语文教师，都缺乏文章学的观念。此外，它也没有得到有关权力部门的支持。因此，文章学研究虽然取得了成绩，但还有遗憾。     

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

文体分类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水平。从清代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一方面保持着析类趋于繁密的传统态势,一方面又出现了归并同类,追求简明的倾向,并由此催生了明确的文体归类理论。文体归类观念的自觉及其在实践上的成熟,又促成了清代文体三级分类体系的确立。这对《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传统是一次重大突破,在文体分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在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其考察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纷繁广博,是一般文体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四库全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总目》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并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文心雕龙》与应用写作

建国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一般都把它当作文学理论著作看待。即使承认它包括文章学理论,也仅因为在“文体论”中绝大部分篇章谈的是“非文学”文体。而谈写作理论的那一部分,则几乎定论为“创作论”;总论与批评论,也被认为主要针对文学创作。近几年来,“文章学”、“写作学”兴起,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文心雕龙》也是“应用写作”的理论著作。公正地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段玉裁以古音重新认定文字结构成就例证

段玉裁在他的《六书音均表》里确立了古韵十七部,并提出了丰富的古音学思想。在《说文解字注》中,他全面地运用了他的古音学理论。他不仅凭古音增删、校改篆体和古文,而且重新认定某些文字的结构。他或者把某些形声字认定为会意字,或者把某些会意字认定为形声字,或者对形声字声符的认定不同于许慎。本文即站在现代音韵学研究和现代古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举例说明段玉裁在重新认定文字结构方面的成就。     

论《管锥编》的文学类型理论——兼及《文学理论》的类型理论

文学类型的演变现象是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经常探讨与研究的对象。文章通过分析《管锥编》一书之中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钱钟书的文学类型理论，认为文学类型的“大体”也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变体”的动态演化物，而“变体”作为新旧过渡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别具鉴裁通贯执中——《文学述林》与刘咸炘的文章学

刘咸炘学问淹博,堪称大家,但久被湮没,因而其文章学著述《文学述林》也未得到学术界重视。此书论点圆融通达,沟通四部,力贯东西,对文章本体、创作、文学演进、文体、流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体现了由博返约、通贯执中的学术特点。其理论贡献与治学方法为文章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期刊视角：《七月》《希望》的“现实主义”行迹考叙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的需要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救亡”的抗战文化规范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 学重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和新生的使命。胡风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创办了《七月》这本文艺刊物,并在1944 年复刊时更名为 《希望》。《七月》与《希望》在抗战期间有效地发挥了“意识战线”的任务,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本文采用史料学研究方法,从 时代结构、多样化文体、理论的批判与建构三个方面由表及里,多方面考察分析《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应麟的文体学思想

王应麟的文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辞学指南》和《玉海.艺文》两部著作中。对所著录的大量文体,两书均依刘勰＂原释选敷＂这一文体研究方法进行阐述。其中,不但汇聚了丰富的文体概念范畴术语,而且集中体现了他鲜明的辨体理念。既有＂综罗文献＂之功,也能出之己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学思想体系。王氏丰富的文体学思想的构建和形成,与其＂综罗文献＂的史学思想,师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等通儒硕学,以及以＂博学宏词科＂出身为荣耀等学术背景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