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60年四川康区民主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

四川康区社会在民主改革前虽已初步实现社会转型,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存在,在社会制度变革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康区经历了长达5年的民主改革,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迁,从此康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清末民国时期汉藏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丁正华和邦达仓为例

根据边疆"接触区域"理念,运用相关资料,研究作为"文化中介入"的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商人不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给康区社会带来许多新思想,引进许多新观念,积极参与康区当地的政治活动以及有关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事务,使他们在康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     

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四川康区社会

解放初期,鉴于四川康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敏感性、阶级对立明显但被民族问题所掩盖等特征,党对开辟康区工作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治理,使康区藏族社会在政治制度、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系统、民族关系等方面出现了社会初步转型,为此后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康区外国教会览析

与汉区相比较,在康区特殊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下,外国教会如何立足与发展、其内部组织与产业经营状况怎样、外国教会与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康藏的关系以及如何评说外教传入对近代康区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课题。惜资料匮乏,迄今未有详论,笔者近年从事康区藏族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留心搜求,撰成此文,乞请教正。     

康区近代商业初析

一康区社会以畜牧业为主,农牧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在彼此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孕育了康区早期的商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康区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据史籍记载,藏汉人民商贸往还发端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宋、明尤盛。至明时交易范围渐次扩展,除茶马互市外,还输入汉区红缨、毡衫、米、布、椒、蜡等日常生活用品。清雍正时,清王朝在康区设置土司210员,藏汉贸易大为发展。清末赵尔丰充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改     

西方英文文献中的近代康区女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大量涌入位于西藏与四川腹地之间的康区，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与康区藏族女性的接触交流日益增加，留下了大量英文书写的游记、日志、纪行和考察报告等。西人笔下勾勒的康区女性形象日渐完善，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康区女性美丽出众的相貌、多元的婚姻状况、吃苦耐劳的品性、聪慧能干的“阿佳”以及离群索居的尼僧等几个方面。不过，由于观察者身份背景、个人旨趣的不同，其考察角度、评述立场、看法、观点等纷纭复杂，对康区女性的褒贬亦殊异。西方英文文献中康区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东方康藏文明的认知和想象，也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权运动、女性研究等话题日渐增长的兴趣。近代西人关于藏族女性的记载和评价是西方社会认识和了解康藏文明的一扇窗口，为传统的女性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清季川边新政与康区民族交融研究

赵尔丰以屯垦、通商、开矿、练兵、设官、兴学为"经边六事"在康区全面实施新政,现代文明风尚、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等开始植入康区,康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日益增强。随着汉人群体涌入康区,汉藏民众之间的互动日渐频繁,深化了康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下)

清末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对康区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如何?由于事隔几十年,其间又缺乏系统的调查和资料积累,探讨殊非易事。五十年代的调查材料表明,与清代相比,康区社会发生了两大重要的变化。其一,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清代的康区为四大土司的领地,他们是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在大土司的属下,有安抚司、长官司,和土千户、土百户若干员。以土司系统为主体,组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本文选择民国时期出版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五位作者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发现:首先,这些著作均力图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排除在"西藏"概念之外;其次,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归内地行省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安多"与"康"已不属于西藏;再次,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处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     

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

文章对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的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康区师范教育发展概况作了详尽的梳理。不难发现,康区师范教育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其间闪光之处可圈可点:既有民众的自觉自为,又有当局的不懈努力;既有地方政府与乡村名流的解囊相助,又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康区师范教育从附设的简易师范班发展到边疆师范区,为当地教育、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史学家对工布朗吉土司形象的构建

历史文献中,19世纪中叶康区中部瞻对地区的一位名为工布朗吉的土司的形象经历了从一个惹人生厌的幸福与和平的破坏者到悲剧性的农奴起义领袖,再到追求私利的军阀的过程.工布朗吉形象被建构的过程说明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官方文件的倾向、当代政治的语境以及当时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都对工布朗吉形象的建构施加了影响.历史叙述依靠当时流行的叙事方法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来塑造历史人物.而这些叙事结构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     

康巴方言玉树话的语音特征研究

作为康方言一支的玉树话在长期的发展当中打破了藏语传统语法的一些规则.元音i和u融合;辅音的读音也有所变化;后缀音节变化,主要是弱化以及下加音素ra音的消失.     

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1917～1918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角色

因相关汉文史料缺乏,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基督会巴塘传教点传教士史德文介入1917～1918年康藏纠纷了解甚少.文章利用国内研究者几乎未曾用过的<史德文传记>等英文资料,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发现一件重要史实:即史德文促成了边军驻巴塘分统刘赞廷与藏方营官色新巴于江卡议和,其后又赴昌都治疗汉藏伤兵,这意味着此次康藏纠纷中的康藏合谈始于史德文,他为弥合康藏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了解这一史实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此次康藏纠纷以及传教士在康区的活动.     

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活动之面面观

随明清两代经营川藏线和清末川边改流的开展,大量汉族人进入四川藏区,位于川滇藏三省区中界的巴塘一时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活跃区域。文章从开荒垦殖、开设商户、兴办学校、汉藏通婚、帮会组织等角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的活动作了论述,呈现汉藏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

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