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夏国南京的继续探讨——答复景爱同志的商榷意见

《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四期发表了景爱同志所著《关于东夏国都城的再探讨——兼与朴真奭同志商榷》的论文,拜读之后,颇有启发。景爱同志在这篇论文中对拙文《关于东夏国首都(笔者:关于南京之误记,《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已纠正)及其位置的考证》提出“不同的意见”。对此表示感谢,并奉呈自己不成熟的答复意见,向景爱同志和史学界的诸位先辈及同志们请教。一景爱同志在尊作第一部分《延吉城子山古城与东夏南京城的关系》中全面否定拙文     

关于东夏国首都及其位置的考证

东夏国是公元十三世纪初金朝蒲鲜万奴等人在我国辽沈地区建立起来的,不久就迁移到(包括今延边在内)吉林东部和黑龙江省的部分地区,继续活动十六、七年(它的整个历史仅有十九年),是我圈历史上年代短暂的少数民族政权。东夏国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尤其在东北地方史方面可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东夏国存在的时间很短,遗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因此,史学界对东夏国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一致意见。本文就关于东夏国南京的位置和南京是否为东夏国首都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谈景爱同志《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一答朴真奭同志》

拜读景爱同志的《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答朴真奭同志》(以下简称《三说》),颇受教益。最近,景爱同志亲自来延,和我们一起到城子山山城子(以下简称“山城”)和土城村土城(下边简称“土城”)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为促进我以们的辩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试论东夏国官制

十三世纪初,金朝人蒲鲜万奴秉金末元初的动乱,在我国辽沈地区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大真国,不久迁移到以今图们江流城、牡丹江流域、绥芬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士”,史称大真国东迁。蒲鲜万奴东迁后改大真国为东夏国,继续活动十六、七年,是在我国历史上年代短暂的少数民族政权。东夏国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尤其在东北地方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城子山山城和土城村土城及其筑城年代

延吉市正东二十华里处有城子山山城(以下简称“山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距“山城”东南二、三华里地点还有平地城——土城村土城(以下简称“土城”)。这两座城,从它的筑城年代开始就有密切联系。中外史学界普遍认为,“山城”是东夏国(十三世纪初,金朝人蒲鲜万奴建立,在今我国东北地区活动,仅存十九年,是年代短暂的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京城址。笔者认为,东夏国的南京城址并不只“山城”一处,还应包括“土城”。东夏国南京应由“山城”和“土城”联合构成。对此,笔者曾在《关于东夏国南京及其位置的     

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兼答彭仁君同志

劳动力价值变动的趋势,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常常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我在《复旦学报》一九八二第四期《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曾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谈了我的看法。我在那篇文章中,根据可以利用的统计数字进行了一次粗率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彭仁君同志在《复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一文,从理论上和具体计算上提出相反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长期趋势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是下降的。我国经济学界中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较多。另一些同志则持     

西汉麻纸质疑——与潘吉星同志商榷

西汉究竟有没有生产麻纸?这是古代造纸史上举世瞩目的头等大事。最近潘吉星同志在他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史稿》)的巨著中,肯定了西汉麻纸的存在。但是我们在阅读分析以后,对潘同志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为了着重科学的考古实践,彻底弄清事实真相起见,对几个主要关键问题,提出以下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正于潘吉星同志。     

关于年代与起迄年份问题

关于年代名称与起迄年份问题,1979年版《辞海》这样写道:“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常指1970—1979年,即习惯上以出现“70”为七十年代之始;亦有主张1971—1980年者”。(《辞海》缩印本第37页)北京天文馆的两位同志,更提出了第三种年代划分法(见《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5日)。但是,关于年代起迄年份的划分问题,主要存在着上述两种意见。本文就此发表一些看法。 我们不妨把认为1980年是80年代开始的一派称为务实派。这派的论点是:明明来到了一千九百八(“八”当然可推而广之     

再谈无限性概念

<正> 我在《关于无限性概念的一点商榷意见》(见《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二年第十二期)中,着重阐明了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并指出,不能把有限仅仅看作具体事物的属性,而把无限仅仅看作“整个宇宙”的属性,因为这样,就把无限性推到了彼岸,因而必然陷入不可知论。但是,有些同志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主张,无限性只能属于“整个宇宙”,并且认为,对无限是否可知的问题,不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绝对回答。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再就这个问题补充一些意见,以便进一步展开讨论。     

关于畲族来源问题

关于畲族的族源问题,解放前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自1980年以来接连发表了王克旺等同志《关于畲族来源》、石光树同志《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吴炳奎同志《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畲族历史》、费孝通教授《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提到的已故潘光旦教授对畲族族源的意见,以及施联朱同志《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等文章①。除潘光旦教授提出苗瑶畲与春秋战国的“徐夷”有密切关系意见外,     

望更多同志参与土族历史研究——兼答李友楼同志提到的几个问题

(一) 学报编辑室转来李友楼同志《对〈土族族源考〉所引用材料的几点意见》,读后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对土族族源应该展开学术争鸣和深入讨论。我又读到周伟洲同志《关于土族族源考问题的管见》,周系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对吐谷浑史颇有研究。周文在评《土族简史》的第三部分中提到该书关于“土族李土司的族属问题”的论述:“可能《简史》编者是以芈一之同志《土族     

现实·理想·文学——也谈对“两结合”的理解,兼与严家炎同志商榷

近来,人们对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了较多的议论和探讨。严家炎同志的《关于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些理解》(《文艺论丛》第二辑)一文,就“两结合”问题,谈了一些看法。鉴于严文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个人又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思考。这里,打算谈几点粗浅的意见,兼与严家炎同志商榷。     

再谈“低能儿”

拙作《<三月的租界>有关问题浅见》在《山东师院学报》发表后(见一九七七年《山东师院学报》第五期),对“低能儿”的问题,有的提出补充,有的提出质疑,还有的提出相反的意见。看了后,觉得这些意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论,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研究,特向这些同志致谢意。借此机会,再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不当之处,仍希同志们批评指教。我同意有的同志的意见,为了对“低能儿”做出正确的理解,要结合鲁迅文章上下句的意思来领会。那么,我们就结合原文谈谈看法。     

从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正>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发表了孙祚民同志的《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一文,这是他六十年代初在《文汇报》发表关于民族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两篇文章的继续。在这些文章中,孙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我们是不敢苟同的。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孙祚民同志。 (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答李澍文同志

李澍文同志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探讨》,对拙作《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拜读之后,很受教益。这种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自由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下面我再谈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认识,以求教于李澍文同志。 一 李澍文同志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指出拙文在说明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忽略了”这     

不能排除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所有制的存在——与李光远同志商榷

<正> 李光远同志在《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劳动力所有制论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制的否定意见。这里我试就《质疑》提出的部分问题,谈点不同意见,以求教于李光远同志。一、关于所有制关系的对象问题。《质疑》认为,在最初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一般中,所有制关系的对象仅仅是生产资料,“劳动力是劳动者占有自然的能力,是占有关系中主体方面的因素,不是占有的     

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再探讨——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涉及雇佣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问题。蒋学模同志在《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认为,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我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我的看法,蒋学模同志又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劳动力值价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以下引用此文,不另注明),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对于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所作的理论分析,我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翦伯赞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翦伯赞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史学研究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解放后,他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旧史学,批判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題的初步意见》一文,是他在一九六一年夏开始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书时,为我校历史系参加编写《纲要》的同志撰写的参考提纲,曾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后又有个别修改。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同志就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这些意见与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有关讲话相配合,坚决批判了当时存在于史学领域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和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史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戚本禹之流就给翦伯赞同志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的大帽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蓄意诬陷。今天,林彪、“四人帮”虽已揪出,可是流毒不可低估。翦伯赞同志当年谈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史学界所关心。因此,我们将这篇文章的最后改定稿重新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差异”问题再探

一九八一年,在第三期《河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差异”问题的探讨》一文,有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这很好,这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了,现把我的不同看法写出来,与同志们商量。     

宋江投降与从征方腊史实考辨

一、自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被揭出以后,长期争论的宋江投降与从征方腊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自从1978年邓广铭、李培浩同志提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以来,关于宋江的一些史实曾在全国引起激烈的争论。《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上发表了邓广铭同志《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的文章,对他过去和李培浩同志连篇著文论证的历史上的宋江没有投降的观点,作了重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