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体系刚性化与乡镇自主性

县级政府对乡镇的约束性与乡镇自主性的矛盾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基层治理领域的投射。近年来中央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规范化制度框架的治理意图更为急切,县域治理体系的刚性化特征愈加明显 。尽管刚性化的县域治理体系导致乡镇“约束型自主”的丧失,却再生产出乡镇的“依附性自主”,即乡镇以对县级政府的依附性本身为平台,通过对乡镇干部的高强度动员、对政策的深度解读以及对小概率事件的广泛预防而开辟出新的自主空间。而高强度动员的不可持续、 对上依赖强化治理悬浮、预防性治理诱致治理内卷,构成乡镇“依附性自主”不可忽视的治理风险。     

乡镇机构改革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双重视角

当前,乡镇政府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作风,其政社不分、政事不分和政企不分的弊端已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为此必须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真正实现乡镇政府的内涵式机构改革.     

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

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概念,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决定性的力量是资本。资本具有双重逻辑:一是创造文明的逻辑,二是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这两种逻辑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更为根本。在全球化条件下,必须正确对待资本的双重逻辑,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创造文明的作用,又要合理引导资本的发展。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镇机构改革与乡镇治理转型

乡镇是我国政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联系政府治理与农村群众自主治理的基本环节。当前,我国乡镇机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运行状况与乡镇治理面临的多重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还有不小差距。为此,仍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引入多中心治理理念,实现乡镇机构改革从善政到善治的目标转换;二是重新定位乡镇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有机契合;三是扩大农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实现乡镇政府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制行政的转变;四是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不断推进乡镇政府管理创新。     

开发区扩张、行政托管与治权调适——以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扩张通常是先极化、后扩散,间接突破传统行政区划刚性约束的行政托管就成了调和行政空间与物理空间扩张冲突的无奈选择。基于增长极理论,可以考察H市开发区有序扩张的现实,厘清无序托管中权力、利益与责任的关系,并从结构—功能解释有序扩张背后的治权之乱。托管主体倾向于模糊治权边界以攫取失常利益,表现为托管受体的资源贡献度高而红利补偿少,托管主体的经济高回报与承担的社会低责任,需要从制度规制与明确边界来促进开发区扩张与托管的良性治权,实现价值与手段的有效调试。     

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及其道德调适

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及其道德调适徐涛现阶段，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条件的变换，无疑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这同时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本文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电价管制刚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中国电价管制严重扭曲价格机制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是政府角色错位的突出表现,但是市场化电价改革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推进,电价管制具有明显的制度刚性。在政绩收益最大化目标下,扭曲价格机制的低电价管制具有内生的制度激励和强化机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政府将低电价作为一种获得公众支持的福利性政治政策工具,使政府陷入"改革套牢型"政治社会契约陷阱。电价管制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重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治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化和普遍服务机制的结合,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