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福一致”从天国到人间的复归——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

康德认为,人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至善,以德配享幸福的德福一致;由于德在自由王国,福在自然王国,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鸿沟,这种德福一致只能实现于彼岸、未来世界,不可能在此岸、现实世界中实现。正是现实社会中的德福分裂,即面对自然界人们只是追求满足物欲的幸福,导致了人类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做到有道德地开发利用自然界,以德配享幸福。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是弥合康德制造的现实世界中德福分裂的鸿沟,实现德福一致。     

脸或者圣像:从列维纳斯到马里翁

列维纳斯和马里翁都企图重构西方哲学,但是二者采取了不同的道路.马里翁思想在许多地方都体现着列维纳斯的影响,后者对"脸"的确定是马里翁现象学最重要的理论前提之一.所不同的是,在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上,马里翁认为这张"脸"还是成问题的,它还必须被彻底化为一个"圣像",二者的差异主要不是各自发出什么样的呼唤,而是所引起的效果:接受到脸之呼唤的"我"是受格的,而领会圣像之呼唤的"我"是与格的.     

重估中国神话“零散”之问——从典籍到数字媒介的神话谱系化实践

在中国神话学百年来的学术脉络中,始终伴随着“中国神话不成体系”的疑问和缺憾。这种因西学舶来而产生的文化观念错位,直到袁珂等人进行神话书写才得以部分纠偏。无论是研究者对“神话历史化”问题的解析,还是神话书写者的谱系化写作实践,都体现出将西方神话学本土化的努力。但真正意义上完成观念转变的,是技术迭代之后数字媒介的内容创作者们。在以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神话系列创作中,中国神话内蕴的叙述魅力被激活。在新语境中,西方神话须有“神谱”的刻板面孔被解构,数字媒介的“文化之谱”被构筑起来。     

列维纳斯的“他者”之思

列维纳斯试图在整体性中发现"溢出"、"断裂"的"他者",试图通过"他者"开启出伦理的责任意义。"他者"既不是另一个存在,也不是非存在,而是别样于存在。为回应德里达的批评,列维纳斯提出"亲近"与"踪迹"来进一步解说"他者"。既维持距离又不断缩小距离的"亲近",以及既不在场也不缺席的"踪迹"是"他者"特征的最恰当阐释。     

无限的他者与复数的言语——从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到布朗肖

在布朗肖解构主体的策略中,言语是关键。言语是越向"外边"、面对"他者"的最佳路径。通过"人之说"与"语言之说",或"说"与"所说"的阐释,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给布朗肖带来深刻影响和启发,因而他最终设想一种"非辨证"复数语言存在之可能。在这种语言里,自我最终消解,转而成为一种他异性新的主体。布朗肖认为,在这种言语中他者表达自身,并将自己保持为他者。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关系,他者与同者在其中维系自身又消散于其间,这种关系就是言语。由此可见,在自我与他者的纠葛中,言语承担无限的责任和权能,它体现了异质性、他者与外边的经验。     

他异性与独异性：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到阿特里奇的文学理论

阿特里奇的独异性阅读理论,强调了文学阅读的事件性、创造性和操演性。独异性在阅读的操演中,作为事件而发生,创造出新的作品,也创造新的自我。因此,阅读本身也构成了文学作品之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事件性的发生既是独一的,又是重复的,每次重复均有差异,不断的重复又确认了作品的同一性。这一“重复与差异”的过程,在阅读的操演中,就体现为读者对于作品创造性地操演、独异地回应,使得作品“常读常新”。这种创造性地操演和独异地回应,本身是一种伦理的阅读态度,是对于作品的负责。这种“阅读的责任”观受到了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他们对“好客”之探讨的影响。负责和独异的阅读,就是一种好客的阅读,一种对于他异性的绝对尊重。不过,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与以阿特里奇和米勒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并非完全适配,后者强调将文本视为他者进行伦理回应,却时常忽略或否定文学作品所指涉的文本之外的伦理,也即其现实维度和公共性。通过将列维纳斯的“第三方”等概念引入文学批评,或许可以调和阅读的伦理在“文本内外”之间的矛盾。     

从趋近无限到直面匮乏：列维纳斯和拉康的他者伦理批评

在西方文论伦理转向中,齐泽克、巴迪欧等受益于拉康的学者,与德里达、克里奇利、巴特勒等追随列维纳斯派的学者,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歧,这可视作列维纳斯与拉康相异伦理姿态的对峙。因此,厘清上述两派的理论差异,须上溯至列维纳斯与拉康的伦理思想。从他者伦理学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他们在自我、主体、欲望、语言等问题上,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诸多差异之处。特别是在文学论域中,两人持有两种面向相反的他者伦理批评范式：脱离存在之过度、趋近无限之他者与直面他者之匮乏、朝向欲望之真相。这为我们理解两种伦理谱系之间的异同提供了参照。     

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从神话到现实——三星堆和古蜀国

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从神话到仙话——试论《远游》之仙话化

《远游》开创了游仙诗题材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远游》作为我国游仙诗之祖,虽然继承了屈赋远游系列的共同模式,却只在远游缘起和准备部分出现了相关仙话内容,表达出诗人在困厄中产生对仙人的羡慕和渴望成仙的心理,以赤松子和“壹气孔神”等仙人和方术为代表的仙话内容出现在《远游》的上半部分。但就《远游》的主体游历过程来说,却依旧是以《离骚》的神游模式为主,多神话意象,并且屈原最终也未舍弃“旧乡”楚国“游仙”而去。因此《远游》并非后世纯仙话式游仙,乃为仙话化之萌芽状态。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其“特别性”。它生发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具体使用于1979年至1984年这一时间段的现代化相关政治话语中,是立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挫折后我国坚定追求现代化的具体战略,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谨慎探索的发展态度、实事求是与立足自身的原则遵循、调整起步的战略规划与理论发展。而历经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实践与理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现代化开启了新局面,体现为自信自立的科学态度、自我发展与世界视野的价值融合、伟大成就的现实取得与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可以说,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换,在发展态度、发展视野、现实与理论成就方面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性跃升。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字的删除、这一话语的变动与转化彰显了我国现代化思想在理论层面的成熟与自信,表明了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已处于我国现代化的成熟点与人类现代化的转折点。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从“天国”到“尘世”: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跃迁

《德法年鉴》时期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其理论视野逐渐从“天国”到“尘世”、触碰人的解放的重要节点。沿着文本的印迹,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宗教批判的武器穿透“天国”的迷雾,摆脱了宗教世界;面对德国历史运动的局限和政治解放的内在限度,马克思以政治批判的武器跨越了政治国家;面对市民社会原则的化身和人的异己本质的流露,马克思“沉入”市民社会,抓住了当代问题的根源;在探索人的解放的过程中,马克思找到了人的解放的领导力量和普遍路径。马克思在研究视角从宗教世界、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到人的解放的不断转换中,走向现实。     

现象学彻底化的主体进路——列维纳斯哲学对亨利、马里翁思想的影响

在群星璀璨的法国现象学界,列维纳斯思想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主体重塑与神学诠释。尽管存有争议,这种尝试却为随后的亨利与马里翁指明了现象学彻底化的路向。两位哲学家从现象性与不可见性切入,将这一彻底化推向了极致:一方面对主体进行了正反两极的不同确立,另一方面又将其神学通达内化于哲学研究之中。     

造物设计从“式”到“事”看“适”

本文有感于锦囊与妙计的关系,引申出造物设计与其之间的相似性,藉以“筑”与“住”为例,对造物设计之“式”、“事”、“适”这同音异义的三者,按照点—线—域的逻辑阐述了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结合具体事例对其进行一次深入浅出的探讨.     

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谈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神话研究领域,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然而,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因此,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将图像视为神话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一直将图像作为文献的附庸,神话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向着他人的超越——列维纳斯生存论思想述评

人生之所以是伦理性的,并非人首先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者,然后通过一种自由的能力做出伦理行为,从而体现了这个存在者的某种尊严和美德。而是说,我们在与面孔性的他人的遭遇中已经被“强制性”地带入了一个伦理生活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我们没有作为中性实体存在的余地。要么,我们暴力地切断这种伦理生活的超越之路,放弃与他人的伦理相关性而堕入私人性的不自足的生存;要么,承担起为他人负责的伦理生活。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列维纳斯把为他人负责的伦理生活视为一种救助他人的同时拯救自身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与他人的伦理相关,我们通达着一个超越而和平的无限“异域”,一个形而上的欲望的归宿。     

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质的规定性与其在民族国家运用过程中个性化冲动之间的张力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坚持民族特色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地位的否定和背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是其应有之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较好地处理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普遍性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张力关系,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