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从民族幸福感看民族融合——基于CGSS数据的研究

民族幸福水平反映了不同民族对社会转型和民族政策的客观态度。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至2010年的数据,利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计量模型,探讨我国近十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变化趋势及其现状。研究发现,我国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壮族、满族多数人民都自感幸福,自感幸福的人双倍增加,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良好的民族融合趋势。维吾尔族、回族人民的幸福程度显著地高于汉族,壮族人民的幸福程度略低于汉族。年龄、就业、婚姻、教育、养老保险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和经济变量,在解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差异上起着不同作用。     

论集合情节分级适用规则的建立

刑法总则用一个法条概括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示例性抽象规定,通说认为此种情节是多功能或多幅度情节,但笔者认为其仅是法条概括的集合情节。虽总则情节的适用对犯罪事实的定型化无法做详细规定,却隐含处罚适用的实质差异。集合情节对分则之罪仅有一种应然处罚优遇效果,而不具有多功能或多幅度。根据罪质和法定刑的差异,笔者将各罪分为极轻罪、较轻罪、轻罪、重罪、较重罪、更重罪、极重罪,并理想化地建立集合情节的处罚分级机制,明示情节适用处罚的唯一性。     

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法治中的作用

中国各省2010-2014年的GDP、环境投诉量、环境犯罪案件惩处力度,可以反映环境治理活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立案和逮捕环境违法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但政府受理和处理的环境投诉量与地区GDP产值高度相关。这说明,环境治理的重心不在于刑事处罚的严厉性,而在于环境执法的严格性和频繁性;环境执法短期内可能造成失业、罚款、减产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研究也发现,不同地方对环境污染案件处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环境保护刑事司法地区差异严重,环境保护执法不重视公众投诉,案件公示的透明度低,环境监督信息化水平低,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缺乏刚性等。研究建议,继续加大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的公开化,增强人民群众诉求渠道,全方位监督和采取司法手段处理环境污染事件。     

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

幸福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启示在于，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长期来看，科学的幸福感态度和及时的预防措施也至关重要。我国应当冷静看待国民幸福感这个关键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不能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效用评价的唯一机制，还要结合其他社会绩效指标衡量国民的生活态度。     

困境与展望：罚金刑应用的中国化研究

现行刑法借鉴了西方世界的罚金刑司法,然而,如何转化吸收却是困扰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调查显示,中国的罚金刑主要通过并处方式适用于财产犯罪,这是罚金不能执行的重要原因.是否应当在中国普遍适用罚金,主要由如下三个因素决定:实质犯罪的传统刑事违法体系;开庭审理的实质诉讼程序;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西方世界广泛使用罚金刑处罚轻微违法者和行政犯,但罚金欠缴、恢复性司法扣去罪化运动等导致罚金刑司法出现慎用趋势.中国应重视罚金刑的应用背景及发展方向,恢复至1979年刑法的选科罚金模式,赋予法官是否判处罚金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