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工与学术期刊创新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与学术期刊的责任”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4月22日~23日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家综合性与专业性期刊、文摘社、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总共一百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议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元方法论问题、方法创新问题、跨学科研究问题、学术期刊在方法论反思与创新中所起的引导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研讨。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刊发如下。参与发言的学者与期刊主编还有: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航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姚先国教授、《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鉴传今编审、中央党校《理论视野》副主编张琳副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教授、《学术月刊》社长兼主编田卫平编审、《南京大学学报》总编朱剑编审、《学术界》社长兼总编袁玉立编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主编袁吉富副教授、《学术研究》主编叶金宝副研究员、《吉林大学学报》主编崔月琴编审、《学习与探索》副主编冯向辉编审、《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等。     

现代企业制度与资本经营

现代企业制度与资本经营杨明丽《人文杂志》编辑部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与推广，一个显得有些生疏的经营管理概念──资本经营，进入了经济学家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视野。新颁布的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要建立资本金制度。而且，对法定...     

“七五”计划中的地区布局与梯度理论分析讨论会纪要

“七五”计划中将我国的经济分布划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并确定了三大地带的不同发展政策。陕西已被划入西部地带。由于这一区域划分和地区发展政策对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5月15日,《人文杂志》编辑部和陕西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召开了“七五”计划中的地区布局与梯度理论讨论会。现将会上部分发言摘要如下: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论中心取向隐含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格局,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大多转向了以知识体系的建构为导向的学术研究.近几年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学科建设和学术规范建设,可以看作90年代以后学术界这种知识论中心取向的集中体现.现在的学术界,在研究中极为重视学科分工和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重视知识的传承、创新和知识的形式化.呼应学术界的这种整体取向,学术期刊界也进行了有关编辑规范的建设,在学术文章的引文、参考书目的格式上形成了统一的范式,更有一些刊物,尤其是经济类刊物,规定了投稿必须具备的要件,以便对学术研究成果的知识谱系、自身贡献、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评价方法,同时,也使研究中创造的新知识获得一个形式化的表达,能够进入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     

“体脑倒挂”问题的症结及解决途径

建国以来,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着知识分子收入偏低的现象。在旧的经济体制之下,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承认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虽然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同其他劳动者一样,收入的绝对水平有了相当的增长,但是,与大多数体力劳动者或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知识分子收入的相对水平下降了,出现了大多数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现象。     

是实行“效益工资”,还是实行工资市场化?

工资制度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个方面。工资的形成方式、水平会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状态、配置效益有重大影响。在整个社会的工资运行中,企业工资是牵动面最大,从而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状态和配置效益影响最大的一环。1985年以后,我国开始进行企业改革,作为“放权让利”启动改革的总体思路的一部分,在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上推出了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简称“效益工资”)为内容的工资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在实践中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基本精神:“工效挂钩”却被经济理论界与企业界共同接受,形成近年来企业承包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现     

略论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

实现价值规律的自觉利用,需要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提出这一命题的原因在于价值规律的内容、存在条件与作用都离不开市场机制。讲到价值规律的内容,最关键的是价值量的决定,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价值量的确定都先于价值的质的确定。这是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当事人所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商品能够交换多少对方的商品,对于他们至关重要的是交换的数量。至于双方的商品为什么可以作这样的比较,为什么可以化为不同的比例,交换者是不关心的。诚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在它们确定为价值量的时候才表现出来。那么,价值量是如何决定的呢?价值量的决定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用条件下的社会核算过程。这种社会核算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二是把个别劳动化为社会必要劳动和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三是把私人劳动化为社会劳动。     

个人经济主体与劳动制度改革

市场经济的支点是无数个具有独立经济权力和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各主体为追逐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的交织,构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中,有哪些经济主体?不需加以特别的思索,大部分人都可以脱口回答:有个人、企业和国家三类。这一点形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是,仔细推敲起来,这三类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是怎样演化形成的?它们各自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彼此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似乎又无人专门加以论述。在我国由以产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为特征的旧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演变的过程中,这三类市场主体的发育状态如何?这种状态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亟待搞清的问题。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尤其是想就我国个人经济主体的发育现状和发育难点,以及这种状况对我国缔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关于《预测与前提》一书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近年来,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预测与前提》等相继被介绍到我国,并在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托夫勒的著作对世界正在发生着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变化,做了及时的描述、分析,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它一方面给我们送来了外部世界新的信息,启发我们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也散布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诸如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为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的“超级斗争”所取代等等。为了促进对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回答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文杂志》编辑部于1986年3月中旬召开了关于《预测与前提》一书的学术讨论会。陕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章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琦以及本省三十余名理论工作者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建设开放性期刊评价体制,优化学术生态

当前中国的学术生态是不能令人乐观的.表面上看,学术界一片蓬勃之势,学科建构日趋完善,学术产品数量丰硕,据说中国生产的学术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茅.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论著低水平重复居多,真正有洞见、有深厚学术底蕴的论著屈指可数,更遑论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抄袭和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