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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中山大学、中南五省(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广东史学会联合主办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广州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史学工作者一百一十一人,其中有知名学者李光灿,姚微元,陈锡祺,章开源,夏东元,胡绳武,金冲及,林增平等;香港学者王德昭,陈刘洁贞和已在中国的美国学者加斯特,日本学者原岛春雄也应邀参加了讨论会;还有部分外地和广州的史学工作者列席了会议。这是继今年五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史学讨论盛会,也是一九六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八十四篇,资料、索引四种,内容十分丰富。这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思想解放、精神奋发的新气象及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新成果。 相似文献
2.
邱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
1989年12月9日—12日在澳门举行了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50周年的活动及学术研讨会,我校教授陈锡祺、陈胜粦、副教授郭景荣应邀参加。陈锡祺教授在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林则徐巡阅澳门的历史意义》的论文;陈胜粦教授宣读的论文《林则徐与澳门》,包括上篇——“林则徐坚持行使对澳主权的斗争”和下篇——“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与林则徐走向‘近代’的开端”。在研讨会闭幕式上,陈锡祺教授代表内地学者讲话,指出这次研讨会将对中国近代史和澳门史的研究以及林则徐研究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陈教授一行考察了林则徐、孙中山在澳门活动的历史遗址,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接待。澳门有关方面对我校研究林则徐和孙中山的进展十分重视,并予以好评。 相似文献
3.
邱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所谓孙中山祖籍在紫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翠亨孙中山故居的各种谱牒、契据、碑记等文物,翠亨附近的孙氏祖墓以及孙中山一些家族成员的口述,乃至紫金方面的资料,都可以证实孙氏祖籍不是紫金,孙家的先世并非清初来自紫金的客家人。《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对翠享孙中山故居文物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相似文献
4.
建设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电工电子教学基地以加强基础,培养能力为指导思想,首先研究、探讨电工电子系列技术基础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开发、利用多媒体、CAI、CAD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打破以课程设置实验的条块分割,电工电子基础课实验自成体系,以提高、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的,按模块分层次建设。 相似文献
5.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相似文献
6.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相似文献
7.
“路博将军”及其同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孙中山在确立“联俄”政策之前,曾和一些苏俄、共产国际的人士有过接触与联系,若干中文史料提到,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一位“路博将军”.陈其尤在50年代发表的《我所亲知的中山先生政治生活中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到:“1919年冬,中山先生寓居上海,…当时列宁曾派一海军中将来中国致意(姓名一时忘记但可从旧文件中查得),…这是苏联革命成功后,第一次派来我国的人.这时陈炯明还没有背叛革命,驻军漳州,先生即电知陈指示机宜,瞩他妥为招待这位 相似文献
8.
薛翘、刘劲峰两同志的《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沿罗香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1942年出版)提出的线索,对唐末孙誗以下八世在赣闽的情况作了详细考证。但是,罗先生这本书提出的“国父家世源流”是不正确的,薛、刘两同志的《续考》也因而误以为孙誗以下各代是孙中山的祖先了。 相似文献
9.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骨干人物多为原来的绿林好汉,在促成广东独立起过重要作用,但军政府成立后,民军被商民视为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革命党人从政治、财政、治安、舆论等方面考虑,除了把绝大多数民军遣散以外别无选择.后人对军政府解散民军政策的批评,很多脱离了当时广东的社会实际.广东民军问题反映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革命党人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某一项或若干项政策的决策错误. 相似文献
10.
邱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6):81-89
清末文献提到的广州的七十二行,往往是指广州各商业、手工业行会的联合体.七十二行在广州总商会建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商会成立后,它仍作为与总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常常挑战总商会的权威,1910年,甚至成功地罢免了总商会协理、代总理左宗藩.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实现"和平光复",七十二行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的行会联合体广州七十二行,在"新式"的商人组织总商会成立以后,仍作为代表全城商人的团体而独立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团体,广州七十二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个案.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