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舞中的人本主义精神探析

在我国长达3000多年的乐舞文化中,汉代乐舞以其张扬阔大、发扬蹈厉的强悍风格独树一帜,堪称中华乐舞史的最强音.造就强汉之音的精神底座,是在秦汉代际蓬勃兴起的人本主义精神.从汉武时期乐制的更作和乐府制度的确立,到盛行两汉的乐舞形制,再到志尽于诗、音尽于曲的乐舞歌诗和意气相尚、悲歌厉响的审美取向,无不反映并凸显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在我国当下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人本主义精神同样应成为时代诉求.     

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

辽代宫廷教坊乐借鉴并承袭了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 ,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模和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 ,融合并借鉴了其先源民族、西域民族及中原汉民族乐舞艺术之精华 ,又继承了本民族乐舞艺术传统 ,从而形成了集民族性、地域性、与中原文化的相通性等特点。     

颂体的渊源

以古文献为依据,探讨了颂体的起源。颂体源于原始宗教祭神祭祖乐舞辞和夏商巫术文化氛围下的祝颂词及金文祷词,并对后世颂体文学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我国上古诗、乐、舞关系考论

我国上古诗、乐、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古代乐舞彩陶纹饰和原始岩画、现代原始民族的田野考察、先秦的出土乐器、先秦乐器的音程关系、甲骨文等研究资料，并结合传统文献，可以进一步确定，在我国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是密切结合，浑然一体的，这一传传统直到周代仍然沿存，并在《诗经》文本中有所反映。     

吴地西施“响屐舞”的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研究

西施“响屐舞”是吴地舞蹈史上的经典与代表,因其独特的舞蹈风格从古至今备受关注,该舞蹈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吴地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的影响。通过具体分析吴地民族文化、环境、图腾等对舞蹈动作、姿态、动律、节奏等民族风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吴地地域环境对舞蹈表现形式、表演形式、舞蹈动作、舞蹈道具等同质性与异质性地域风格形成的影响,论述了西施“响屐舞”的独特价值。     

陕西民间乐舞中的"傩"

为探索"傩"文化的潜在价值,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方法,认为傩文化是先民遗存的活态文化基因,其包含着人类自身丰富的潜性思维方式及原始宗教与乐舞艺术.因此,它对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对三秦大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仪式沿革视域下曹魏郊庙乐舞歌辞考论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东汉祭祀中的乐舞

较之于西汉,东汉的祭祀乐舞体系更系统化、规范化。东汉建立乐舞伊始就以复古为总的指导方针,但它是以王莽元始改制时所建立的制度为蓝本。单就体制而言,东汉祭祀乐舞分为郊祀乐舞、祭祖乐舞和其他祭祀乐舞三大类。郊祀乐舞大体与西汉元始时期相同。祭祖乐舞,东汉历代帝王有所兴作。由于东汉提倡节俭,故东汉各皇帝的庙乐制度与西汉大不相同。关于其他祭祀乐舞的记载并不很多,我们只知其有乐舞,不确知为何。从总体来看,东汉祭祀乐舞的建设分为光武帝草创时期和明帝之后的完善期,其中,汉明帝时期是东汉礼乐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