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中,公司治理结构运作失灵是阻碍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最大障碍。本文首先明确了当前认清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根源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经营者选择机制不合理和股本结构不合理。     

人力资本产权化挑战公司治理理论

在对已有公司治理理论评述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两个方面,论述说明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将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提出谈判控制理论,以资本剥夺程度的强弱作为衡量谈判控制力大小的依据。对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谁侵蚀谁的利益都必须纳入“公司治理”范畴;应以两者是否在谈判控制的平等合约内建立作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认为判断控制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专有性大小。提出分类治理的理念,得出对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三点启示。     

构建立足“3R”的矿难治理预防管理体系

对劳动力载体的保护是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指向之一。面对矿难对劳动者生存权的侵蚀,加强矿难治理的准备工作,就成了生命对社会的合理诉求。这其中对劳动者生存权的尊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论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对我国公司法的挑战

围绕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人们提出了许多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对我国公司法上的小股东利益保护、公司治理及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公司法必须从建立系统的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制度、包括约束内部人控制和公司机关更迭衔接制度在内的公司治理制度和放宽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条件三个方面予以完善,才能应对挑战和保障国有股减持的顺利进行。     

严复的能力观及其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对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一种解读

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3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问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     

关于人性论的博弈分析

中国的人性论生发出的圣人治国,是对人性的否定,产生的是囚徒困境难题;西方的人性论产生的是法律治国,是对人性的肯定,破解了囚徒困境难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出现如此分野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一种仅有帕累托最优均衡的制度,但因为没有从现实的人性出发,导致只能依靠人治维护表面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实际上存在的却是囚徒困境;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们则以承认人性为前提,设计了一种帕累托次优均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