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启动农村市场:抓末端,还是抓源头?

刺激农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性举措。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出路在于提高农民的消费倾向。本文在批判这种观点的基础之上,认为农村市场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不足和购买力低下,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慢,收入预期处于悲观状态,支出预期增加,农民负担较重,收入和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及农村居民内部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等。因此,启动农村市场的根本出路在于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文章认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已进入了一个结构大调整时期,调整结构应是重中之重。在这一阶段中,短期内迅速提高农民收入是不现实的,当前应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从西周大一统思想看秦学的原创性特征

西周大一统思想,是在史前观念因素强化为夏商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并作用于社会的时期.由大一统思想在西周的形成,可见中国思想文化萌芽和产生的轨迹,也可见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原创性特征.当然,秦学的原创性特征也由于它曾经处于中心文化、主体文化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     

高职院校职业指导体系的构建与运行

职业指导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满足高职生职业发展和就业需求的职业指导体系及保证有效地运行,是确保高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一项系统工程。对高职院校职业指导体系的构建与运行作了阐述,提出了具体的构建方案和实施内容。     

列宁文艺反映论与建国后我国文论的历史缘分

反映论对促成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17年的文学观主要是反映论和认识论的文学观;新时期之后,伴随对"工具论"、"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的反拨,文学反映论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与冲击,一些新的富有创见性的理论主张也在不断的质疑声讨中被提了出来,最终使我国文论在建国后实现了一次重大转型;然而,90年代中期,我国文艺理论界所出现的"文化研究"思潮,又让一些学者对反映论问题发生了新的兴趣。本文相信,对反映论思想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必将会为我国文艺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上海市全面二孩背景下生育保险基金可持续研究

自我国全面二胎计划合法实施后,适龄妇女就业状况,生育意愿和生育保险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而生育意愿与公共服务协调问题更为突出.本文将通过实证调查揭示上海市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现行生育保险基金面临的挑战,分析应对措施,探讨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上海生育保险基金可持续路径选择,并对个人、企业和政府如何支持与协助生育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