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

我想为《太平洋学报》写一篇陈翰笙的文章。写这篇的动因是 ,就在我体检中发现在结肠的部位有一个肿瘤“可疑癌变” ,决定 4月 1日住院的前几天 ,中国太平洋学会的执行会长张海峰告诉我 :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太平洋学报》名誉主编陈翰笙病危。于是我到协和医院病房探视 ,知道这两天陈翰笙的病情稳定 ,比张海峰去探视那天要好 ,但是还是很严重的 ,生命垂危。于是在 3月2 9日那一天 ,我们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同事们就聚在一起商量 ,一旦陈翰笙去世 ,我们太平洋学会该做一些什么工作的问题。那一天到会的 ,除张海峰外还有张叙三、李慎之、陈…     

于光远同志给本刊编辑部的信

<正> 《青海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同志们: 十月十七日来信告诉我,你们的刊物从明年起就要改为双月刊公开发行了。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青海在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过专门的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十一后三中全会后,你们办起了这样的刊物。由于你们的谦虚和谨慎,它没有在青海省外发行,我也一直没有看到。现在改为全国发行,这就可以使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可以从你们的刊物上看到在青海省工作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各个     

关于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质问题,我已经写了《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这本小册子。这里只简单地讲三点: 1.科学规律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有天体,就有天体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有生物,就有生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有社会,就有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再说具体一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商品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价值规律。只要存在着某种社会经济关系,就存在着某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律。反过来说,如果某种社会经济关系消灭了,与它相     

坚持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代发刊词)

在国外和国内社会学界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社会学这门学问是资产阶级学者创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仿佛没有什么关系,要研究社会学只有继承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传统。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对我国社会学队伍的成长,工作的开展都是不利的。有必要提醒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同志注意,要充分重视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

从1975年到1978年,这是一段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也是邓小平本人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国务院政研室从1975年成立到1979年并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大体与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程相始终。     

谈谈科学和民主

有机会到成都来,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谈一谈。今天,我想就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讲这个题目,还得先从五四运动说起。大家知道,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才提出来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在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提出来了,不过那时候把民主叫做人权。在那篇文章里,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卞,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意思是     

关于房地产业问题

关于房地产业问题于光远一、什么是房地产业。本来意义下的房地产业，是以房屋为商品来经营的产业。房屋只是有可容人在其中经常活动的内部空间的、与地体结合的结构物。由于房屋与地体相结合，因此经营以房屋这种商品的产业同时也要经营土地。这一产业因此被称为房地产业...     

武汉时期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个——在得知密加凡去世之后

今年10月15日,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老院长密加凡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位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的优秀领导人,我们特征集选编了一组纪念文章。文章作者有的是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人,有的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们的文章或长或短、或详或略地记叙了密加凡同志革命数十年中的平凡故事以及交往情况。虽然不是全面完整的评述,但透过时空和情感的沉淀,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和认识到密加凡同志的高尚人格精神。密加凡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那追求真理的品质、立党为公的风范、潜心科研的精神和朴实无华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于“社会所有制”

把“公有”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和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适合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性质的是“社会所有”。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所有制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就应改变这个局面。 社会所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包括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社会所有制。它是否还包括马克思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中的“个人所有制”?是否还包括全社会经济效益和“各当事者经济效益”?这是需要研究、讨论的。     

理论创新与为实践服务

怀谕同志《体制·改革·发展》一书收入的文章,其写作时间的跨度很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的1981年直到1990年。在某个时期写的东西,当然会反映那个时期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带有那个时期历史的痕迹。由于出版一本书一般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之后他写的东西就未能收入了。作者要我写序,我答应了。但我要求在看到这本书的清样之后再写。而我这个要求使得我为这本书写序时已是在邓小平1992年2月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一扫前一个时期从“左”的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干扰,使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精神为之一振。目前,我国人民正在按照邓小平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