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专题讨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特征及其度量

数量型增长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质量型增长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实属必然。经济增长质量是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国民经济的优劣程度,包括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和创新能力提高等。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有以下要求：普惠的社会制度、社会福利函数满足萨缪尔森型、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除GDP指标以外,还应包括投入与产出比、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等。     

基于贝叶斯学习的惩罚因子的选择

文章基于贝叶斯学习,将正则化方法从贝叶斯分析的角度展开,在响应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回归系数服从指数型先验分布族的条件下,用贝叶斯准则给出了惩罚因子的取值与响应变量、系数的方差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一结果应用到岭回归和lasso回归中惩罚因子的选择.实例检验结果表明,当响应变量和系数服从正态分布,惩罚因子的值取二者方差商的方法比岭迹法和广义交叉验证法(GCV)拟合效果更优.     

高校校园文化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校的“窗口”。它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能积极引导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能为地方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祛弱权与生命伦理学“共识的崩溃”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恩格尔哈特否定后现代伦理学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在脆弱性状态,脆弱性在人的状况的有限性或界限的意义上具有普遍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作为人权的祛弱权。祛弱权不仅是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也应当是生命法学的基础。     

旅游景区(点)空间结构分形效用研究——以呼伦贝尔旅游区为例

文章运用分形理论对西部呼伦贝尔旅游区景区(点)空间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其空间布局具有随机聚集分形结构特征.区域五种典型旅游景区(点)空间结构分形效用表现为从中心集散地向周围同方向递减、同方向先递增后递减、异方向变化和无相关等四种类型并产生相应的旅游流空间分布,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我国蔬菜质量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机制探讨

解决蔬菜质量安全问题既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和健康水平,也是增强我国蔬菜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在蔬菜消费市场上,应将蔬菜安全属性完全界定给蔬菜供应链中的末端企业,形成政府监管部门的一体化和媒体的自由化,并逐步开放认证市场;而末端企业在获取完全的蔬菜安全属性产权之后,会通过选择合同类型、控制合同属性等方式将有关权利在供应链内部进行最优的重新分配。     

结构偏差、转化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考察新中国建立以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变迁历史,分析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偏差,我们认为,我国的产业结构有优化趋势,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反差愈发严重,需求结构也呈现投资需求比重不断增加的偏差.这些结构偏差的形成,一方面与建国以来片面的工业化建设思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结构偏差在短期内虽然不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构成影响,但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纠正结构偏差,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要求转化机制,消除制度性约束,放开要素流动的限制,提高人力资本,发展科学技术,鼓励自主创新,调节收入分配.     

当年，台北市经历的拆建扩路

拆建扩路,市长被扯破西装 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树就任台北市市长。他曾回忆说： “当我在台北市政府时,常接侍从室电话,某处草坪被践踏坏了!某处树木被损坏了!‘蒋总统’行经市区,只要看到,立即就命随从侍卫给市府打电话修理。有一次市府为中山北路人行道树木,常被无知市民当作脚踏车机车车架,结果弄坏不少,台北市政府试行以铁条做成栏杆围护,先围几棵试看效果,过了几天,侍从室来电话,谓‘总统’见了,非常高兴,指示全条马路都仿行。”     

中国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表现出严重的高速度、低质量特征。这种不一致除了表现为总量视角上的不一致,还同时表现为省区视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质量差异大、资源环境代价大,以及增长的稳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背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统一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路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