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的“自我扩张”

胡风晚年曾在其“评论集”《后记》中写道:“我用过‘自我扩张’这个说法;……也只用了一次。但有的批评家就捉住了这个用语,断定我是主张作家只写自己。他决不认为这是一个含意不明确的用语问题。”(《胡风评论集》下册,页420)胡风采取这种审慎同时又很犹豫的辩解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积毁销骨,批评家们长期指责和攻讦的反馈使得他自己也对这个命题踌躇起来。肘间推延了若干年后,由于胡风自己的这一略带沉吟的表白,近来也有评论说这一命题的用语不够科学。用语问题是符号学的问题,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关键在于作为实质的内涵,而且,即使从符号学的意义来说,“自我扩张”这一用语也是十分准确地表述了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的,这点将在后文中带到。     

如何评价周扬

周扬是一个问题人物。他又是现代文学史乃至政治史所不能回避的人物。 他死后的这些年,经常有人著文谈论他,回忆他,评价他。其实,在他活着的晚年,议论已经很多,包括他自己向记者“笑谈历史功过”。这是很自然的事。３０年代“左联”时期,周起应就是一个显赫人物,连鲁迅都为之而蹙眉的名字。延安时期,特别是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周扬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根据地文艺队伍、特别是新进一代的组织者和教育者或曰宗师。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１７年间,他又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学权力中心的最高领导。“文革…     

论格调

文学艺术作品的格调高低,主要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识见和他本人的情操。识见高超,情操高尚,作品的格调使高;识见低劣,情操卑下,作品的格调便低。知识和才能,例如艺术规律的理念认识,技艺的娴熟,表现方法的巧妙等等,有时能够若干地掩盖格调的卑下,一般是靠某种吸引力转移欣赏者对作品格调的审视,颇类于魔术家的用手法和器械诱导观众,使之在不知不觉中被打了马虎眼去。某些对自己的情操卑下略有自知之明的作家更其惯于用这种手法进行遮羞的补救。但这种补救的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读后

从五十年代初起,我略究心于中国古代小说,资质和学力所限,成绩薄劣;但因此而得广交同道学人,也略窥这一领域中学风和文风的大凡.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自然不乏其人,但恃聪明逞机巧的似乎更多.所得的印象也和当世通人所枨触者相同,偏弊通常表现为两极;一是竟骛悬虚架空之伦.所本的方法有正统与新潮之别,但按模式推演的手段则同,言若有理而游谈无根;一是专剥琐屑之据,辨秋毫而不见舆薪,甚则胪陈材料,曲折率附,以为学问在此,发明在此.这两种倾向可说是齐失而楚亦未得,张悬论的既称不上观大略,尚琐屑的也不等于务精纯,彼此虽异趣而同归偏至.     

读书要辅之以笔下工夫

<正> 正如鲁迅所说的靠研究小说作法并不能成为小说家一样,单靠讲求治学方法而成为学者的事也是没有的。治学当然有一些人人需要遵循的原则,如与主治学科有关的基础要打得结实,知识面要广,要由博返约,等等。但是,达到这些要求的方法是各人不相同的,每个人的条件、经历、天分、气质不同,不能勉强效法。举例说,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向一个早岁就成名的清史学者请教读书方法。据他说,“真正做学问”的读书,必须同时放许多书在面前读。比如治清史,书桌上要摊开《国史列传》、《清实录》、     

《祸起萧墙》泛论

让我们撇开别的,先来谈小说的结局吧。因为傅连山最后悲愤的自我毁灭,已经引起了众口一词的非难。有的说这一笔损害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制造了不应有的悲剧;有的说这是破罐子破摔,言下之意是,这人物在重大事件之前是一个横竖横的任性者;有的说这结局有悖于人物性格和感情的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检验,等等。有的评论者罗列出了一个艺术公式,或不如说开了一服万应灵丹般的艺术方剂,开了三味药:思想、性格、感情。据说,不论创作或评论,都应当按照艺术形象的特点,从这三方面辩证统一的要求去探求艺术的本质真实,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