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戏剧人物性格论

李健吾的戏剧人物多为旧式,性格偏传统一面,带有旧式的温情和感伤,缺乏淋漓的决绝和凄厉的呐喊。李健吾戏剧人物的塑造在不同形式上探索了向善的可能,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和社会价值。李健吾的戏剧人物多呈现一种寂寞的姿态,这种寂寞姿态的艺术反抗,使其孤独与艺术达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抗战初期周作人的选择新论

1937年,周作人念念于希腊神话里诸神的人性,无奈危难的中国,一切非得在政治与革命的框架下不能展开。周氏作两国俳谐文历史的梳理,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大大的居心,所谓借幽默说不幽默。战争初起时,周作人并未颠覆远在兄弟失和时就已确立的信条,取法乎生活,却难免越发寂寞的境遇。不必顾惜周作人的声名而曲为庇佑,以宽容待之。     

论周作人《酋长》翻译

《酋长》的翻译反省了革命并未触及的国人“智虑之蒙启”的民族国家问题。启蒙赋予酋长土著精神的叛徒与现代罪恶的帮凶的身份,同时也寓意了现代之残酷与冷峻。酋长没有做到“唤醒世界”,反而促进了他所要启蒙之世界的巩固。《酋长》属于《新生》系统,提出了理性与启蒙的限制问题。周作人为“人”呼号,为人的自主和尊严张目,客观上提供了中国现代性最为基本和典型的样式。     

沈从文文学思想散论

文学思想有广狭之分,这里是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的,指文学中表达的思想.沈从文新的道家思想形成了悲哀的审美观念,具体表现为"静"的意境和美丽的忧伤情调.现代性是在主观的基础上发展的,沈从文通过病的隐喻指出都市文明对生命和人性的摧残和扼杀.面对新的思维方式,沈从文固守"思"的观念,同时也在"信"的压力下作出了某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