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是根据我国人口控制及计划生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加以理论上的研究而取得的,它丰富及填补了人口统计分析中的理论,对准确分析研究人口现象及其统计指标,对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规划的统一及预测未来人口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方法论。本文涉及到的理论及方法只是其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详细论证我们将分专题陆续发表。由于时间仓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八十年代人口控制基本估计与若干学术焦点问题辨析

截止到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发表,80年代全国大陆历年人口总数与自然变动指标,国家统计局都已公布。仅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0年代全国历年人口数与自然变动指标来分析,是不难得出80年代较70年代末人口增长控制呈反弹态势的结论。 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大陆总人口(以下特指全国人口)113368万,相对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总人口100818万,只要稍加推算,客观数值反映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1982年人口普查之后的历年全国人口数与自然变动指标普遍偏低。尤其是1988年至1990年的三年间,自然变动指标差异则更加明显。准确地推算两次人口普查间的历年全国人口数与自然变动指标,既是科学分析80年代人口控制的基本依据,也是80年代人口增长控制呈反弹态势的数据说明。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以急危重症护理课程为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的大背景下,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教育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训”的目标要求,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从教学整体设计、教学组织实施、课程考核方式、课程实施成效四个方面阐述实施急危重症护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成效。     

对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分析与思考

大学排名与高教评估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简要总结和回顾了近二十年来大学排名与高教评估的历程,针对当前由国家教育部组织开展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做了分析,提出了构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改革研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培育质量,全面对接大学人才培育工作与社会人才需求,国内部分大学融合大数据时代背景,持续探究“双创”教育模式改革,强化学生“双创”意识及“双创”能力培养,充分提升学生自主创新及创业意识。现阶段,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改革还面临一些困难,学校应明确教育目标,完善教育体系;突出大数据的作用,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建设大学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精准化模式。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数字经济政策量化评价

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央及地方层面出台的314项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政策样本分析厘清我国中央层面数字经济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地方层面的政策特征；采用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政策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分析进行文本挖掘，梳理得到现行政策体系结构、关注点及问题；在识别一级变量时，引入递进且排他的效力级别指标，结合政策内容构建PMC指数模型，对6项地方层面的典型数字经济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实证结果表明：P1的PMC指数为5.68，存在提升空间；长三角地区内P2—P4三项政策的PMC指数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上仍存在不足；P5和P6的PMC指数得分较低，反映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存在不足。     

海西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现状分析与医学院校对策探讨

海西建设意义重大。文章就海西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立足海西医学院校的视角,研究了成因,提出海西医学院校应该积极更新观念,与海西建设对接;科学指导学生有效规划职业生涯;突出实践,创新就业教育形式,丰富就业教育内容等,以期高质量服务海西建设。     

中医心理健康促进价值实现的三重逻辑

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人们心理健康诊治领域已有丰厚积累。中医心理健康促进是中医学理论在心理健康领域中的实践运用,其价值实现具有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具体而言,在理论逻辑上,引入中医天人相应思想,强化中医主动健康观念,用整体观指导人们的心理健康管理,教人们学会自律和自乐,助人“安心”;在历史逻辑上,通过传扬中医大医文化和仁爱思想,发挥中医情志疗法价值,教人们学会敬业和忠诚,助人“守心”;在实践逻辑上,推介中医理法方药,传授中医知识,教人们学会自查和求助,助人“调心”。中医心理健康促进价值实现的三重逻辑既有各自文化内涵,又体现了紧密的内在关联,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行政规划之可诉性探究

行政规划作为国家行政活动的重要手段,一种新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中。由于其自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几乎所有的行政领域中都有其身影的出现,这些与传统行政行为差异的特殊之处使得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行政规划的可诉性存在诸多争议。但基于法治主义的理念、规划裁量扩张的特点以及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将行政规划纳入诉讼程序中进行有效的制约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完善的诉讼制度设计无疑要担负起监督行政规划、保护相对人权益的重任。     

规划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以社会治理机制为视角

文章以社会学研究路径考察规划，从治理的核心——合约出发，讨论了规划合约的不完整性和不完全性，并将其引申到对规划治理的三个阶段，即事前协调、目标-过程实施、事后调整考察中，进而引入规划方式差异，探讨其与目标特征、社会互动特征之间的优化匹配。文章认为，当终极目标具有高确定性，社会互动具有高定时行动依赖度时，一体化规划较分立协调规划在目标实现概率和交易成本节约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当终极目标具有低确定性，社会互动具有低定时行动依赖度时，分立协调规划较一体化规划具有相对优势。文章还对错位匹配进行了探讨，认为有限认知能力特别是理性的自负、层级组织中的形式主义运作程序以及制度环境对某些潜在优选规划方式的约束，都是造成错位匹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