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治理

正一、问题的提出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毋庸置疑,中国在过去几年的环境问题处理上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目标还差之甚远,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分不开的,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情境框定下,伴随着现代因素对社会的不断冲击和     

“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关注及其理论拓值

"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在我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各界广泛认可和讨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解释逻辑、建构路径和话语体系。为提升"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品质,推动研究向深度进展,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容性增长"研究兴起的背景,概括学人关注的焦点分布,理顺研究思路的线性轨迹,归纳研究视域的平面铺陈,总结学术框架的立体构造,反思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主持人语

2007年8月,在亚洲开发银行召开的"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自2009年11月至2011年11月的两年时间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连续四次,在重要政治场合强调了"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模式。旋即,关于"包容性"的议题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三大艰巨的历史任务之一 ,在探索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 ,三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我们党各具特色的文化理论。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 ;邓小平“三个面向”的视角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开放性的思路 ;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对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观的辩证整合和创新发展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非身份化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编制身份和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户籍身份的非身份化正在经历从外围到核心、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过程;编制身份的非身份化在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既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自身的变化,又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化。非行政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又一特征,非行政化是指行政级别在阶层分化中的轴心地位出现了非轴心化的迹象或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征再探讨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内容方面 :即经济转型要同时完成经济形态的市场化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的双重任务 ;其次 ,体现在社会转型动力方面 :即来自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启动和双重推动 ;再次 ,体现在社会转型进程方面 :即既遵循了一般规律 ,又考虑了基本国情     

老年社会福利的香港模式解析

香港的老年社会福利由老年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服务三大子系统构成,并具有福利主体的多元化、福利对象的补救性与普救性兼顾、高福利支出与低福利系数并存、高福利服务质素及福利资源有效整合等特征,同时也存在着福利经费来源可能单一化和非政府福利服务机构可能“行政化”等问题。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对于内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香港的失业群体及其社区支持

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香港失业问题的凸显与成因、香港失业群体的规模与类型;然后从三个方面详细介绍并重点分析了香港失业群体社区支持的内容: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服务、为失业者创造社区工作机会、为失业家庭提供社区援助。最后分析了香港失业群体社区支持的特点:提倡伙伴协作、重视社会资本、预防重于补救。     

生态乡村建设：“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向互构的逻辑——基于南京市竹镇的个案分析

生态乡村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连接点,如何实现乡村绿色发展是当下及未来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构作为分析框架,对南京市竹镇生态崛起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化”的双向互构是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生态产业化”是推动乡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生态资源培育、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四个关键环节;“产业生态化”则是将环境减排和资源减量等生态思维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的过程,主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间资源共享、绿色技术运用等多元途径实现。“两化”价值互享、功能互通,实现“两化”互构不仅需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机制的支持。本文对“两化”互构的逻辑关系、行动策略和实现机制的提炼突破了既有的理论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乡村建设研究中理论分析的不足。未来研究中,不同类型乡村的生态发展路径和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下乡:进路、逻辑及推进路径——基于广西百色市“农事村办”的考察

“农事村办”公共服务模式始创于广西百色市,其注重服务端口的下移和服务内容的村社化,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体现了后税费时代国家对村庄社区化治理及基础性权力再建设的努力.但公共服务下乡并不仅仅是运行机制问题,亦是资源分配问题,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下乡,应加大资源下乡力度,并调动村社集体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