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制

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避免性,而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更加剧了公共危机的发生及蔓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既能对失责官员产生惩处效果,又能对公共危机产生预防效果。为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中国应当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问责客体及其职责、问责事由及其情形、责任承担种类和内容,并完善问责程序。     

邻避冲突、外部性及其政府治理的经济手段研究

邻避冲突是历史的产物,从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的矛盾来看,我国的邻避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邻避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邻避项目存在负外部性。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项目负外部性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经济补偿会减少邻避项目的过度供给;另一方面,经济补偿能减少公众对兴建邻避项目的阻力。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冲突主要有市场拍卖方式和市场谈判方式两种,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均以公众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决策参与意识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诚信为前提。     

官员道歉：还需要什么

对全国而言，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道歉制度化，这就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     

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责作为最终保障。     

论中国问责文化的缺失与建构

中国问责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政府及其官员责任意识淡漠、公众政治参与意识淡漠、整个社会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问责文化缺失严重制约了我国问责制的深入实施。要建构中国问责文化必须灌输问责理念、建设问责文化的制度基础、以法治意识替代人治观念、以权利意识替代权力崇拜、以民主意识替代集权观念。     

官员道歉、问责及其制度安排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官员道歉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道歉本质上应该具有真诚、主动、非功利性特征,是问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官员道歉存在的种种异化趋势表明,我国迫切需要对道歉从制度上作出科学的规范.     

中国公民网络问责的现实基础追寻

公民网络问责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民主化的推进、问责制度的实施是公民网络问责的政治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与手机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深化,为公民网络问责奠定了经济基础;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公民网络问责的社会基础。未来中国,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网络化的推进,公民网络问责必将随之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忧患意识之比较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与第二代领导核心,他们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生,根植于他们的忧患意识。毛泽东、邓小平忧患意识的内容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的继承和发展,都俱有社会性、科学性、实践性特征,而且他们始终把忧患意识与乐观主义相结合。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区域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制度创新

制度约束人们行为,人才制度制约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区域要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必须在人才制度上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人才培养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人才激励制度、人才服务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也包括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