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一批西域文书,据信来自和田,年代为唐代,其中汉文文书有300多件,并有武则天时期的文书。这批文书多为于阗镇守军的文件,既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军政体制及其变化,也有利于了解镇守军与于阗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日本学者对吐鲁番学的研究近况──记日本的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

日本的敦煌研究起步较早,五十年代一雄、山本达郎等学者为敦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已作出巨大贡献,现在仍有许多学者利用敦煌资料成了各个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但日本却没有敦煌研究学会。中国的敦煌研究文革以后正式展开,特别是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推进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11月,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分会,中国吐鲁番学学会已宣布成立,但直到1990年5月在吐鲁番召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才广为人知。在敦煌研究的组织化方面,中国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而在吐鲁番研究的组织化方面,日本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1987年…     

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

于阗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阗与唐朝其他边疆地区一样,在军政体制上也发生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本文认为,毗沙都督府与安西都护府是原有的羁縻府州系统,而于阗镇守军与安西四镇节度使是新的军镇系统。从长寿元年唐朝在四镇驻兵以后,开始了军镇化的过程,到安西四镇节度使定型,最终军镇体制后来居上,从权力上控制并支配了原来的羁縻体制。     

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

民间结社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中古以前的相关资料缺乏依然是目前这项研究的主要症结.本文通过吐鲁番和古代龟兹出土的汉文文书,对唐代西域地区的民间结社进行了新的探讨,使得这个研究领域的资料有所扩大,具体认识有所深化.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吐鲁番和敦煌文献在近代史上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但与发现于藏经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同,吐鲁番文书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遗址和墓葬,种类更多,而且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土。因此当敦煌学因为材料的缺少而面临问题意识的挑战时,吐鲁番学还是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有新的发展。吐鲁番学最早是由国外研究者打开局面的,但是中国的吐鲁番学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进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期,吐鲁番学还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进展,如吐鲁番区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中古社会史,而很多传统课题都会因为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而得到新的认识。     

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唐朝经营西域,继承的是汉朝传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有西汉体制的影响。最初,唐朝在北疆以西州为中心展开建设,即使在安西都护府转驻龟兹之后,西州的地位依然重要。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四镇驻军数万人,南疆地区终于获得稳定。继续探索北疆的管理体制,最终设置北庭都护府,把庭州建设为北疆的军事政治中心。至此,天山南北分别设立两个军事政治中心,互有分工又彼此配合。唐朝的西域管理体制终于从汉代的制度模式中发展起来,拥有了唐朝制度特色。南北两个军事政治中心既分工又配合,在稳定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唐朝的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