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诺那呼图克图考

清廷覆灭，民国初建，中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无暇西顾，汉藏关系进入非常时期。西藏各界有识之士，以宗教为平台，极力促进汉藏关系的发展，为边疆稳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诺那呼图克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藏语拉萨话中的肯定与否定

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肯定和否定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随着各自语言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模式。本文试图对藏语拉萨话中的肯定与否定表达方式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其结构特点作简要的分析。     

立法视角下的西藏人权保障历程

本文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立法层面剖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现在等几个阶段中西藏人权保障的不同特点,总结了我国西藏人权法律保障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勾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藏人权的法律保障方面的进展。     

论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理嬗变

民国时期西藏的情况,出于种种原因,国内的有关研究并不为多。相对来说,国外这方面成果要多些,其中不乏尊重历史事实的著述,但也有些论著在许多问题上或失之偏颇,或有意歪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置事实于不顾,提出“自1912年开始,西藏就独立了”的谬论,竭力渲染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的所作所为,将其作为“西藏独立”的注脚。 本文依据史实,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心理嬗变及其原因。     

金、元时期的契丹族天文学家

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中国北方崛起至统一中国之际，他们采取了大规模的接收汉文化的政策。这样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为他们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统治者所执行的开放政策，为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大交融提供了小气候；先进的汉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相互输血具备了大气候．本文通过契丹族天文学家耶律履，耶律楚材和石抹氏在金、元时期的学术活动，阐述了契丹人在中世纪中华文化大交融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刍议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掀开了近代史上新的一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均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中央政府正是在这一政策下,继续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是年5月9日,即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尤其是紧邻印度的西藏地方发生的变革,十分关注。它利用了     

略谈藏族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

9世纪末,吐蕃王朝在农奴起义中消亡,藏区开始陷入分裂割据状态。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小生产经济在原来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割据势力的出现又严重影响了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国民政府“班禅问题”得失谈

1923年冬,九世班禅离开西藏,东来15年。九世班禅积极与国民政府联系,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做了诸多贡献。国民政府借班禅大师东来的机会,加快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努力,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失误。     

试述叶蕃封建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

一、吐蕃王朝建立前青藏高原经济的发展 藏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分布在约占全国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上,聚居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五省区。距今大约五千多年以前,就有比较成熟的人类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土地上。这已经被一系列考古资料所证实。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南部沱沱河沿岸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同年,又在西藏林芝发现了古代人类头骨。1966年起又相继在西藏地区的定日、聂拉木、那曲、阿里北部、墨脱、青海湟水流域及黄河沿岸等地出土的旧石器文化。1978年在西藏昌都卡若村等地发掘出许多具有高原特色的各种石器、骨器、陶器和贝壳、粟米等。上述这些石器分别属于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文件。这些文化说明,此时青藏高原上的人类活动是在有湖泊、河流、泉水等气候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这就为藏族先民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