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四人帮”大兴文字狱的一种谬论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慎重地提出来的。但长期以来,这个完全正确的方针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一直弄到如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五年所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在分析造成这种反常状况的诸种原因时,我们看到,在文艺理论领域内,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姚文元一伙就不断鼓吹、煽动一种随意把一切文艺论争同政治斗争、甚至同党内路线斗争硬扯在一起的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极左思潮恶性发展,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例如:     

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点体会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该书汇集了江泽民同志自1989年6月至2002年6月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论述，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方针、政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21世纪的中国诸领域可实现跳跃式发展

今年秋天将隆重召开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问题可能是十六大的重点。     

对于“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陈伯达副部长所作的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的指示,我认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两个方面,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历史学来谈谈。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一向存在着的两条路线。整个史学界都贯穿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兴无灭资,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边干边学,力争红透专深,明确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服务,才能真正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所以,厚今薄古不单纯是史学     

史学应面向现实和人生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几千年连续不断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使中国人常引以为骄傲,历史学家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国家的重视。然而,时过境迁,史学在当代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的无奈和失落感,社会各界都表现出对史学的冷淡,史学同仁也多次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当然不否认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非直接性,但反躬自省,史学界本身也有责任。要想摆脱危机,走向现实,还要靠史学同仁的努力。这一点,在我认真读了瞿林东先生《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后,更加坚信不移。     

论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公共角色

高等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担着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重任,而且还肩负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使命。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入世意味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2001年1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社评指出，在资本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二者之间，缺少了任何一种，都谈不上市场开放和企业自主。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样一种历史可能性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资本和政府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谈判和妥协，共同致力于建构有利于自主成长的市场环境。     

王珏解读现代公有制

正如国务院发展中心所作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采取一种“进取性战略”。相对被动的“防御性战略”而言，“进取性战略”的政策目标明确指向实现战略意图，强调在加入WTO的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加快国内的调整和改革，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持续地转化为国内需求不断增长的优势、     

三大深层次就业矛盾

张孝德撰文指出，目前在推进城市化中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隐患：其一，将城市化的推进过程纳入计划模式的控制下。在“城市化=城市补课性的规模扩大化”的认识下，陷入了将城市化理解为单纯的城镇建设，进而将城市化推向计划模式的危险。有些地方甚至明确提出了实现城市化必须达到的一系列计划指标。     

《阔尔库特祖爷书》与《阔尔库特之歌》初探

1980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大学穆哈热姆·艾尔根教授,继前人第四次刊布了一本流传于我国古代西域和中亚其它地区名为《阔尔库特祖爷书》(以下简称《书》)的文学巨著。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作了注释。不期而然,在我国哈萨克族民间,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个名叫《阔尔库特之歌》(以下简称《歌》)的英雄史诗。1982年它也被形之于笔墨,在我们新疆哈萨克文学丛刊《遗产》的同年第1期上披露了。《歌》与《书》在篇幅上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其内容的基本精神却如出一辙。因之,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