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2)

“智性直观” 问题在本世纪的东方思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牟宗 三赋予“智性直观” 概念以“本原直观”、“纵贯直观” 和“如相直观” 三个解释。他相信“智 性直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血脉，并试图把它当作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西田几 多郎则是通过将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展开他对“智性直观” 的理解。他的理解虽然不同于牟宗 三，却仍然是在克服西方近现代主容体思维模式上的一个努力。处在这个总体方向上的是２０世 纪的现象学在对“本质直观” 意义上的“智性直观” 的理解和运用。通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 舍勒，不仅康德以后人们所面临的“形上学说”和“实证理论” 之两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 而且在对“智性直观” 的描述和阐释方面也前进了一步。     

从功能文体学看夸张辞格

功能文体学虽然主要是对文体所作的研究。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运用功能文体学的理论来看夸张辞格，我们发现夸张辞格不仅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组篇功能，而且在语言的偏离上同功能文体学中的“前景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直观的原则,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中的现象学诠释与解构问题导论

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声言,他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研究中所做的符号分析立足于一种内在批判的基础上.他对先验意识与先验还原的批评、对先验意识与心理意识之平行性的强调、对生命与声音概念的引入,都是用来导向胡塞尔的"符号现象学"或"纯粹表述现象学"问题的手段."纯粹表述"在这里是指一种无需借助感性符号的、类似于私人语言的表述.德里达以此来置疑为胡塞尔所确定的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之间的奠基与被奠基关系,甚至试图最终消解胡塞尔的观念论基础.但这里的分析表明,德里达忽略了为胡塞尔所确立的一个现象学分析结果:即使我们不需要被感知的符号、也仍然需要被想象的符号.就此而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顺序并未因此受到动摇.因此,这里的论证和分析最终确定: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对胡塞尔符号现象学乃至整个现象学方法的解构,总体上还是外在的,只有少数几处例外.     

基于数字滤波器的镀锌板缺陷分割

采用基于数字滤波的方法进行镀锌板的缺陷分割。论述了该方法的原理、鲁棒性和特征向量维数选取。对于计算模板的大小的选取和运算时间也作了一定的说明。最后给出了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十二怒汉》VS《罗生门》或: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

本文在借用两部电影故事做引子而导入政治哲学的内部紧张 :如政治与哲学的对立、多数与真理的对立、民主与科学的对立等等后 ,继而认为 ,这种紧张是可以通过“相互说理”化解掉的。但“相互说理”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说理者必须都认可“真理”的存在 ,二是相互说理中“理智地说话”这一合理性原则必须是“人人共同的”。这二个前提不仅使相互说理得以可能 ,并且也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两个必要前提。     

道德哲学研究 主持人语

在中外道德思想史上,孟子最早将“羞恶之心”放在第二道德基础的位置上,将其视为仁义礼智中“义”的体现,仅次于作为“仁”的恻隐之心。但这个思想在以后的哲学史中并未有很多的应和者。这与同情心理学的情况正好形成对照:同情或恻隐被休谟以及许多思想家看作是首要的自然美德,     

藏族传统美术在当代的继承宏扬

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藏族美术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优秀传统 ,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圣殿中的瑰宝 ,它不仅为开拓、发展藏民族美术作出了厚重的铺垫 ,也成为当代新时期藏族美术发展的坚固基石。本文对藏族传统美术在当代的继承宏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对传统美术的保护与发掘、整理和研究、普及与推广及嬗变与通融等相关学术理论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对藏族传统美术在当代的继承宏扬实践中的举措、实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也对继承中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见地和乐观的希望     

加强战略管理 提高决策水平 促进核工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时明确提出“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核工业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明晰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