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元素施用与农户粮食生产效率: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大样本数据,构建相关随机效应模型(Correlated Random Effect)尽可能降低传统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中一步法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氮元素施用对农户家庭层面"加总"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清理数据的过程中,本文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可能存在的面板数据衔接偏误问题进行纠正,进一步检验了计量分析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户粮食生产过程中氮元素施用过量,对粮食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氮元素施用对粮食作物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但对不同区域农户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适当降低氮元素施用量的政策建议,即为农户施肥提供技术指导,深入推进化肥减量化和有机肥替代行动,健全化肥相关管理条例与科学施用的指导办法。     

关于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迁徙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与矛盾,关于苗族发展源流及其远古英雄蚩尤的各种说法都常有相互抵牛吾之处,难趋一致。因而,对于其中一些重大争论,诸如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苗族古歌所描述的迁徙发生地问题等,作阶段性的梳理,以便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就有其必要性。     

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寺院并非一方净土

1959年3月西藏上层贵族反动集团为了维护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远不变而发动了载装么乱.乱被平息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各族人民的意愿,解散政府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黦行将就木的落的的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使世代受压硩、被奴役的百农奴翻身获得解放.     

中国军队近代化论纲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中进行、在中国近代社会这个特定的时空中演进的,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反过来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就其总体发展阶段而言,以1895年清廷小站练兵为其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论,则包括武器装备、组织体制、选兵任将、教育训练、军事后勤等方面。虽然中国军事近代化走的是弯曲的道路、深深地刻着旧时代的烙印,然而它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启迪是十分深刻的。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及对策——以湖南长沙市为例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背景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留守儿童因学校教育偏差、家庭教育缺失等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尤为突出,如焦虑与自卑,任性与自我中心,学习困难与注意缺陷等。应整合社会资源,营造学校社区环境,改进学校教育方式,强化家庭教育的责任,为农村留守儿童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     

关于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的探析

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有着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对市场经济本质属性最为深刻的认识.本文从逻辑上阐述了马克思视角下的货币理论、信用与利息理论以及虚拟资本理论,有选择地比较了其与西方主流金融理论的异同,通过逻辑阐述与比较分析揭示了马克思金融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江汉论坛》创刊五十周年庆典致辞、发言摘要

黄国钧(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江汉论坛》创刊50年来,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科学精神,坚持创新为立刊之本,为我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湖北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全国还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的话,那么,《江汉论坛》     

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对学术界争讼未决的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的今地做一考证,希望能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以及贴近最后定论的达成。同时,对于遥远的象雄文明的形成及兴衰原因,学术界依然缺乏基本共识,这种状况既源于所利用资料的差异,如敦煌古藏文资料、晚期藏文苯教资料、汉文资料,乃至传说故事等,也与缺乏广阔视角和理性实证的分析有一定的关联,本文也试图从最关键的贸易之路与文化交流这一环节入手予以探析。     

牧业旗县城镇化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实证研究——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为例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城镇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针对少数民族聚居的牧业旗县城镇化发展成果共享状况,本文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为例,通过实证研究牧民群众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现状,分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具体建议,对于牧民群众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享受发展成果,更有利于城镇化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

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是指被告人享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是否启动或者变更刑事简易程序的权利。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是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对此均有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被告人自主选择是否启动或者变更简易程序的权利。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当明确赋予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并在实践中切实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