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史学中的传统因素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在近代举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它借鉴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但探其源流,新史学有着深层的传统经世思维根源,其目的仍然是经世致用,并在新史学后期出现了向传统的回归。新史学是传统的经世思维与西方先进理论学说融合和创新的产物。     

乡镇企业建设的法律思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逐步确立,把法律机制引入乡镇企业经营管理,实行以法治厂,以法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镇企业立足乡村,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由此,一方面农村传统意识浓厚,法律观念淡薄,因而有可能导致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空白;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以法律来承认自己作为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地位,来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来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这一矛盾从正反两方面呼唤着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机制。     

试论行政管理职能与机构改革

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与机构改革的关系,就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到底应当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和怎么管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具体,这里只能做一点粗浅的分析。行政管理职能与机构的关系行政管理职能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行政管理活动的职责权限、能力和作用,二是指行政管理机构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行政管理职能与机构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从机构的设置来说,行政管理职能是我们建立行政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及我们的选择

英国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的《发展社会学》,比较简明地介绍了在发展研究热潮中涌现出的西方各个学派及其理论观点。作者的思想倾向在书中亦有明显的表露。我国现阶段仍属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了解一下发展理论是大有裨益的。理论家们对贫困(国家)及其原因、解决办法的不同理解,也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而“发展”概念,也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内涵。同时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一、什么是“贫困”? 韦伯斯特一开篇就援引了《世界发展报告》的两点结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对‘绝对贫困’者的剥夺还在加剧”。这就涉及到贫困的衡量标准问题。有两种衡量贫困的依据:“起码生活水平”、“相对剥夺”。     

论人类自我约束的内涵及其价值

人类的行为是否要进行自我约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提出来无疑是对人类能动性的反叛。但是在科学取得长足进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在人类面临严重的与自身行为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前提下提出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纵观人类的历史足迹不难发现，人类的能动性绝不仅仅表现在创造、征服、获取上。人类的能动性还表现在其对自身行为的调节、协调、和谐统一上。只不过这种能动性是以被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上对人类的自我约束问题进行…     

中国近现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探索

中国近现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探索张正明中国的近代史比世界近代史（以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整整晚了２００年，直到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才拉开了中国近史的序幕。延续了２０００年的封建制度使中国形成了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同时固然积聚了对传...     

论莎士比亚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论莎士比亚创作方法的多样性杨智慧张德厚张雅安在文学史上，史家惯于把主义的标签贴在各式各样的作品上和各式各样作家的脸上。诸如《诗经》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屈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第一，贴的都是主义的标签。不仅研究中国文学史给作家、作品贴标签，而且研...     

试论民族体与民族社会机体

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勃罗姆列伊所著《民族与民族学》一书于1973年问世。1985年该书由李振锡、刘宇端同志译成中文,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我国民族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从中获益非浅。笔者在拜读了勃罗姆列伊所著的《民族与民族学》一书后,深受启迪,禁不住也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心得。一、民族体与民族社会机体李毅夫同志在《苏联民族研究理论建设》一文中称《民族与民族学》一书中的理论体系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确实有独到之处,为解决当前民族研究中理论上的迷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个人认为,理论的核心和精华所在,在于“民族体”和“民族     

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 ,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而活力的释放 ,总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限制。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 ,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     

关于整党整风的回顾与思考

一、我党整党整风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大的整党整风有七次。第一次是1942年至1943年的延安整风。开展这次整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克服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由于战争紧张和形势变动,没有来得及对这些错误及其思想根源进行全面的清算,加上抗战以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党员人数由4万猛增到80万,一些新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他们把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內来,这使得党内早已存在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不正的问题更加严重,妨碍着党的团结和统一,妨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