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人格的历史类型

行政人格既是行政人员个体的人格 ,又是行政人员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格和职业人格 ,是行政人员共同拥有的普遍人格。行政人格是与行政管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 ,统治行政中的行政人格是一种依附人格 ,管理行政中的行政人格则是一种工具人格 ,而服务行政则需要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与之相伴。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以后工业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为背景 ,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行政人格。在服务行政的制度、体制设计中 ,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是理论建构的切入点。现在来研究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 ,有着直接的实践价值。     

论组织管理中的信任与合作

我们的社会是组织化了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的缩影。通过对组织中的信任与合作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健全的正确路径。近代以来,组织的发展所走的是一条科学化的路径,在组织管理中更多地强调科学的制度、结构和行为模式的设计,这造成了组织信任的失落和合作的不张。在自觉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我们应从信任的重建入手,自觉地培育合作关系,并通过合作制组织的建构而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历史性的准备。     

行政改革中的理论误导--对在政府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质疑

一、“企业家政府”及其理论前提70年代后期以来 ,西方国家所进行的行政改革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 ,基本上都属于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来对政府进行改造的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一个名称就叫“企业化政府”,即把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竞争机制注入到政府的运行中来。建立起由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的公共物品及服务体系 ,让不同的政府机构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 ,打破传统的政府或政府的某个部门在公共产品输出和服务上的垄断。在 2 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 ,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而 ,与这一改革相关的理论也引起世…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益思考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早在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常常遭到歪曲。在第二国际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进入20世纪,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脱离现实的“教科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在西方则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近年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视野,并反射到理论上去,向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     

全球化中的合作与和谐

全球化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地通过理论研究而加以拓展的课题。在思考全球化问题时,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的背景之中,需要看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走向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统一化、同质化的进程。全球化是对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体系的解构,是在民族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及和谐国际社会的过程。     

实践本体论是主体化的本体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

哲学本体论是整个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础,一种新的哲学学说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对本体论问题的新的回答。现代西方有些哲学家试图把本体论问题“悬置”起来,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哲学学说中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对本体论问题的回答。任何一种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观点,都将有一个立论的基础和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基础或出发点就是哲学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辩证的物质本体论,从而结束了哲学史上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的争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过程中企图在本体论这一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修改,用所谓实践本体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的物质本体论。     

道德整合:社会公平与社会秩序获得的根本出路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一个社会健全程度的标志。因此 ,如何获得社会秩序的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所有谋求社会秩序的方式中 ,通过政府而实现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最为可靠的。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公平和正义 ,才能够消解一切根本性的社会冲突诱因 ,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供给。但是 ,在现实中 ,腐败问题尤其是政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成了当前一切社会冲突的诱因。所以 ,应当从反腐败着手 ,在实现政府道德化的过程中 ,实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 ,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     

拉开任务型组织研究的帷幕

组织研究是社会科学中最有价值的课题。在20世纪后期,随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历史转型过程的开启,任务型组织作为一个显著的组织形式呼唤着组织理论家们的关注。此前,常规组织一直是组织理论关注的对象,也是在现实生活和社会管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组织形式。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务型组织成了一个急迫的和需要加以理论探讨的组织现象。任务型组织具有临时性,但是,不能归结为临时性组织。审视行政改革的实践,在任务型组织的视点上,可以提出全新的思路。     

在两场学术运动巧遇的背后——论政治文化研究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内在联系

政治文化研究和新公共行政运动同时出现于 20世纪中后期, 与时代主题达成了默契,在文化和伦理视角中对政治体制、公共行政重新加以审视, 提出了民主、服务、社会公平等价值理念, 并要求通过培育政治人、行政人, 通过唤醒人的道德的一面来改善公共服务。20世纪这两场学术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主题就是人本的和服务的价值理念。     

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