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务型组织及其主动性

近代以来,常规组织是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形式,但是,常规组织仅仅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表现出优势,对于非常规任务,它是无力解决的,因而需要设立任务型组织去专门应对非常规任务。非常规任务的出现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基础性根据,而它的具体依据则是多样的。比如,政治命令、行政授权、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标准等,都可以成为任务型组织设立和运行的依据。在资源获取上,任务型组织也与常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任务型组织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在它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组织形式。     

在差异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看权利

权利概念的提出是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觉醒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促使个体的人的生成,通过自我意识而实现了差异的觉醒.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建立无非是在差异之中发现普遍性和提供普遍性.所以,有了权利的观念,并在权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权利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应当具有满足差异与普遍性之共同需求的功能,在权利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承担起承认差异和供给普遍性的双重职责.然而,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权利在形式上满足了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要求,而在实质上却造成了对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损害.20世纪后期以来,"承认差异"的要求再度出现,特别是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指示了一条超越权利的路径.     

考察公共管理概念的多重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大学中的公共政策学院逐渐把重心从政策分析转向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研究,公共管理的概念得以再度流行起来.在这一概念重新流行之后,工商学院关于一般管理问题的研究也在公共管理的名义下进行,并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政策学院的研究途径,波兹曼将这两种途径概括为P途径和B途径.由于两种途径的存在,学者们在公共管理概念的内涵方面无法取得统一的认识,从而呈现出多重内涵并存的状况.进而,在概念的使用上,也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公共管理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也传染到了中国,使中国学者在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     

呼吁理性化、制度化的社会竞争--评《和平的角逐--关于社会竞争的社会学讨论》

文章对于《和平的角逐-关于社会竞争的社会学讨论》一书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及其主要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述评。文章指出，该书作者渴望理想型竞争的出现，而且把这种竞争理解为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竞争存在的发展的体制。在这处体制中，社会竞争作为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理性的，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是有规则和规范的，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制度化的。     

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

进入90年代,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     

论公共行政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公共行政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公共行政的研究更多地去致力于理论创新,而不是满足于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技术性方案的探讨.当然,理论创新是一项艰难的创造性任务,它需要从现实出发.但是,现实是多面相和多层面的,从哪些现实出发就需要公共行政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来提供支持.从理论自身来看,在整个工业社会的理论范式中,"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去承担理论创新的任务,应当从对"经济人"概念的反思入手.     

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不仅让公共政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认同,而且推动了社会治理过程去注重公共政策工具的运用.但是,在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中,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问题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冲突问题迅速的恶化,从而提出了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渴求.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公共政策过程完整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行动科学化的要求.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冲突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因而,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也尤显重要.     

论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

政府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社会秩序的供给 ,这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也恰恰是在政府身上寄托了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所以 ,在现代社会 ,提出政府自身的道德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是时代的要求。     

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

韦伯关于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型设计 ,这项设计的基础是他的合理性概念。其实 ,韦伯所追求的合理性是客观的形式合理性 ,因而也是抽象的片面的合理性。所以 ,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中 ,由于回避了对价值合理性的承认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即不合理性。因此 ,韦伯的官僚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科学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了 2 0世纪在韦伯理论指导下的官僚制的失灵。走出韦伯官僚制的最佳选择是扬弃其官僚制设计的形式合理性 ,肯定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价值因素 ,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