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与对策

当前,加快产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启动农村消费,对于中国走出经济危机,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逻辑路径为制度创新—农村城镇化—产业升级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危机背景下应采用集制度改革、城镇化建设、产业转移与发展非营利性组织为一体的动态助推模式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实现城乡二元文明的社会融合。     

浅谈案例教学法的应用与实践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培养实战型人才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在授课中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文章从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出发,通过在“计算机图形学”课程中的实践阐述了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及在应用当中应注意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优化南京创业环境提升南京商贸流通业竞争力

随着城市区域辐射功能的不断增强,现代商贸流通业在区域经济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显示出强大 的功能优势。南京都市圈既是"长三角"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消费结构正 进入升级阶段,为南京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当前,商贸流通业占据着城市区域经济的重要份 额,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根据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理论,设计出商贸流通竞争力模型,对南 京商贸流通业进行全面的评述和比较,分析其优势,找出存在的问题,对于提升南京商贸流通业竞争力,具有 非常重要的价值。     

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

土地改革是进入现代化的门槛。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土地改革置于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背景下,分析世界不同国家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的历史制度底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家户制、俄国的村社制及其农奴制、拉美和南非的庄园制及其农奴制分别为以上三类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历史制度,并规制着其改革进程、特点和成效。土地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分”,但不可能简单地“一分了之”,其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传承下来的社会组织制度原型不是一夜之间的改革能够改变和改造的。     

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

从中国商会存世４８年的历史轨迹来看,前２８年是它的兴盛时期,后２０年是它的衰落时期,其兴衰荣枯,既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制约,又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以最具典型性的上海商会发展的历史线索为例,对商会何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清末和北洋时期获得了隆盛的发展,而在形式上建立起统一政权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倒转向衰落,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南京与杭州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

南京与杭州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的中心城市，两个城市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构成南京城市竞争力优势的基础在于该城市具有的制造业规模、科学研究和教育水准、市场辐射能力等，构成杭州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优越而独特的环境资源、城市规模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在国际制造业迅速转移的背景下，南京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城市功能方面，杭州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两个城市在竞争中加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分析(1983—2000)

与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有所不同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有其自身的特征。根据 1 983— 2 0 0 0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 ,有关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模型应该引入政策变量因素和汇率因素。经修正后的模型显示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动主要受中国市场需求变化、政策开放性、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水平这几个主要因素所决定。中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对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有重要影响 ,但不如一般理论模型所显现的那么大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受中国国内需求变动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准入逐渐扩大和现行汇率水平的前提条件下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仍会继续保持扩大趋势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