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土地集体所有制:均平易、济困难——一个特殊村庄案例的一般意义

在当代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道义目标是为9亿农民提供生存保障。然而,由于大多数村庄的人均耕地维持不了一位村民的生计,若要依靠集体土地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土地的收益就不能在村民中平分,而应优先用于村庄内部的扶危济困。但是,村民是否同意这样做,依赖于村庄领导人是否为村民所信任。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人,村民只好放弃对生存保障的要求,转向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现行乡村政治格局中,一个村庄要出现这样的领导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事件。因此,在大多数村庄,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能实现均平目标,不能真正保障村民的生存安全。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国有企业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合谋问题:一个博弈论模型

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政府官员处于监管的地位,负责挑选和监督企业的经营者。监管者与经营者可能联手合作,共同侵蚀企业的剩余收益。解决合谋问题的主要途径有：（１）对那些必须由国家控股的企业,应建立初始委托人（公民）直接选择和监督国有企业监管者的机制;（２）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中,让监管者或经营者持有企业的一部分股权     

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

在地方政府能够控制土地的条件下,地区竞争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也促使它转向控制土地.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原因,是为了降低其自身承担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其参与地区竞争的能力.因此,在中国,地区竞争没有导致地区经济体制演变成单纯的市场经济.而是演变出一种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即地方政府对整个地区的统一经营与私人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无形的观念如何塑造有形的组织对组织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的一个回顾

一、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研究的主要问题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简称“新制度学派”),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主要用社会的共享观念来解释组织在制度结构上的趋同现象。1977年,迈耶和罗恩(John W. Meyer & Brian Rowan)发表了题为《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该学派的奠基之作。此后,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Powell, 1983)、托尔博特和朱克(Tolbert & Zucker,1983 ) 对该学派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华裔社会学家周雪光教授(Zhou,1993)也是该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在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本文认为,中国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治官权与治民权分设,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中央政府主要执掌治官权,即选拔、监督和奖惩官员的权力;至于实际管治各地区民众的权力(简称治民权),则交给地方官执掌。只要地方官不违背中央政府所定大政方针,均可以因地制宜地行使其治民权,灵活地处置所管辖地区的民众事务。这种体制包含着降低执政风险的两个机制——分散执政风险的机制和自发调节集权程度的机制,从而有助于治理体制自身的长期稳定。     

用博弈模型诠释制度的社会建构逻辑--评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

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Schotter,1981;肖特,中译本,2003)一书,首次用博弈模型研究社会制度的自发形成,其研究方法对制度经济学的影响甚大,有“博弈论制度分析史上的里程碑”之称。经济学家之所以高度评价肖特此书,原因是肖特用演化博弈模型论证了社会制度何以能够自发形成,使我们可以依据严谨的经济学逻辑,理解由哈耶克阐述的“人类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继肖特之后,萨金(Sugden,1986)、培顿·扬(H.Peton Young,1998)、青木昌彦(2001)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制度的演化博弈理论,开辟了制度经济学中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经济学家多…     

精英人物影响社会制度演进的条件和机制--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个案

1981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一直实行公社制度。在市场环境中,崖口村民为什么愿意接受公社制度?这首先是因为,村民面临市场风险,而公社制度能够帮助村民应对市场风险。然而,应对市场风险的办法有多种,为什么崖口村采用了公社制度这种办法?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提出继续实行公社制度,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其二,由于陆汉满具有较高的廉洁程度和管理能力,使得村民们认为,公社制度提供的“就业保障”在效用上超过了实施公社制度的代价,故村民们同意实行公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