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鲁迅《铸剑》新解

一《汉书·地理志》概述了吴越地理历史沿革之后,画龙点睛地剔出了地域风气、“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剑文化是古越文化的一大特色,堪与东晋衣冠南渡后的书文化并列为于越文化的千古二绝。假若要谈论鲁迅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是不可忽略古越文化这种剑书交替互补的奇观的。自精神发生的特定角度而言,鲁迅当是古越或会稽文化的苗裔,他对乡邦先贤风物有深切的眷恋和领会,在《理水》、《铸剑》等一系列作品中,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文学地理学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应关注巴蜀,关注重庆。     

论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

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是建立在五四时代的独特性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划时代的地位之上的。唯有联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才能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鲁迅小说的特殊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

通过对百余年来中国翻译文学史进行系统的梳理,以对"翻译"一词的语源和语义的分析为切入点,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进而对翻译的文化姿态、社会功能、选择标准的演进和变迁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翻译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探究20世纪翻译文学史的本质,认识文学翻译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精神谱系的渗入、丰富和更新.     

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以屈原为主要诗人的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在诗学领域,屈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排除有关传说中的巫术成分而观其内核,不难发现,中国民间将屈原看作“水之魂”或“长江之精魂”.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其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     

《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上)

从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到曾子死(公元前432年)的四五十年间,《论语》曾有过三次编纂:第一次是在孔子初死(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六十四位弟子为之守丧三年,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将众弟子回忆记录的大量简书予以讨论、选择、润色、汇总,奠定了《论语》最初的格局。第二次是在三年守丧结束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孔子子弟开始分散,留在鲁国的弟子将孔门重新开张,子夏、子张、子游等少壮派弟子推举有若主持事务,并且对已经初步成稿的《论语》作了调整、修饰和增补。二十篇的框架,于这一两年间可能已见模样。第三次是在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后不久。此时,七十子已经凋零殆尽,曾门在鲁地成为最有实力的儒门学派,由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乐正子春等曾门弟子,对《论语》进行实质性的增补重修,最终形成孔学以颜、曾为圣徒的道统脉络和篇章模样。这些编纂均非"零价值",既要光大孔子形象、儒门道统,又要突出本门派最能继承"真孔子"。这就形成了首篇《学而》"子曰"、"有子曰"、"曾子曰"的排序,二十篇有公冶长、冉雍(仲弓)、颜渊、子路、原宪、子张六人上篇题,以及"四科十哲无曾子"的千古之谜。     

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英文)

东亚睦邻关系源远流长，近百年来却遭到严峻的挑战。在民族国家的多事之秋，中国文学和中华民族一道承担苦难，思考出路，在关注自己启蒙、救亡、独市和振兴的同时，也关注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国际力量，对朝鲜半岛民族国家的关注和认知具有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命运体悟。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对朝鲜的认知经历了四个阶段：以朝鲜的亡国为鉴镜，反省危机四伏的中国现状；引朝鲜人民为共同抗敌、休戚与芡的战友；在南北朝鲜分裂的局面下，引北方为战友使南方处于缺席状态；在“华风”与“韩流”的互动中，把文学对韩国的认知推向穿透历史、牵连血性的深度。     

钱钟书与现代中国学术

钱钟书的学术 ,以独特的形式蕴含着往返于中外古今的大智慧 ,以学术的片断性展示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其学思过程呈现了三大境界 :一曰会通境界 ,二曰慧悟境界 ,三曰创化境界。此学思三境本身也是相互贯通的 ,贯通到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的地步 ,标志着 2 0世纪中国学术与世界进行广泛对话的新的深度     

《聊斋志异》的叙事特征

《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文言短篇中,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才子书”。这是重规叠矩已经僵化了的科举制艺无法牢笼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俊逸之才。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以传奇之笔志怪的最辉煌的一章。应该看到,蒲松龄的艺术生命是在封建文化规矩至为稀薄、     

诗性感悟与理性精神的融合——评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

<正> 对于散文,论述颇多,各有千秋,也尽显风采。郁达夫的归结就很有见地,他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散文或散文家之深情远旨,在于贴近“散文之心”。在笔者看来,这里有两种内涵,一是散文的主旨或主题所在,二是散文乃散文家的心性折射。如此,散文史就不单是对散文发展脉络的勾勒,也是对作家心性的捕捉与感悟。这就为撰写者提出了一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