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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伴随着春运的人口大迁徙,短时间内在全国蔓延开来,给疫情防控带来诸多挑战。基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理论进行解析后发现,易感人群、感染人群以及传播介质的结合是影响感染人数的重要通道,其中感染人群的人口迁移是促发疫情扩散的关键,从经验上也求证了上述推断,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基于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从人口迁移变量来看,该如何防控呢?针对湖北人迁移的目的地,要重点防控那些比疫情地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比如广东和浙江,其是湖北外出的首选和次选地;针对迁移湖北的来源地,要重点防控那些人口较多的、与湖北毗邻且与湖北交通极其便利的省份,其是湖北外地人中的主要来源地,比如河南和湖南。除降低与疫情地相关的人口迁移变量外,理论分析还发现,减少易感人群和感染人群的接触,提高医护水平,对易感人群进行接种也能抑制疫情的扩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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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国(1961-2010年)和日本(1946-2010年)的历年出生人数发现,中日都交替地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且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均呈现极为相似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轨迹。当中日1961-1990和1946-1978年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在20年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两个国家1981-2010和1966-1998年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同样的轨迹特点,并且两者的第二个峰值均小于第一个峰值。依据中国和日本过去所经历的人口世代以及对未来人口世代演进的推算,反演过去并推测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中国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期是婴儿低谷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以及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生育率保持低水平等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关系,有助于研判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并基于人口世代因素针对性地制定预防2015年之后中国可能面临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及人口红利消失等等问题的政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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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磊王嘉昊肖文静刘雅静 《人口学刊》2023,(1):96-112
互联网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或接触更多有能力和有魅力的人,这可能会提高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水平,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降低。那么,互联网使用与婚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何种联系?真的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吗?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高婚姻满意度。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异地夫妻之间的沟通频率;同时,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一方面,更频繁的沟通和良好情绪会提高婚姻的结果值,另一方面,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了大量关于其他人婚姻状态的负面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使婚姻的结果值大于期望值,婚姻满意度上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更多体现在农村、男性以及低龄等群体中。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男性更缺乏表达性,低龄夫妻间更具有激情。而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沟通,增强男性的表达性,同时也能够满足低龄夫妻对爱情的急迫感。在互联网使用内容方面,除与陌...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