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新时代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新趋势

电子政务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相结合的重要成果,科学运用电子政务的特殊技术平台,能极大提升政务公开程度和政务服务水平。电子政务在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日益成为政府顺应民意、提高政治自觉的有效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公民知情,以及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在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信息化的新趋势。电子政务在我国民主政治信息化的新趋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抓住特区一体化新机遇 开启生态治水新征程 推进民生水务发展新跨越

“十一五”的五年,是广东水利大投入、大建设的五年,是水利各项事业大发展、大变化的五年,更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重大突破的五年。五年来,全省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885亿元,是“十五”时期的1．6倍,创了历史新高。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努力,广东水利建设取得了八大成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利基础保障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公共行政信息化制度变迁的发展动力与实施机制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决定政治绩效和社会经济绩效的根本要素,制度变迁决定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式。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改革运动和公共行政信息化运动,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公共行政管理的内在结合,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行政创新的制度变迁和政府能力的提升。当前,世界各国公共行政信息化已普遍超越信息提供的初级阶段,正向以深化应用和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条件的日益成熟和技术界限的渐趋消弥,技术变迁的作用逐渐减弱,制度变迁日益成为公共行政信息化的主要动力和关键因素。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公共行政信息化的发展动力和实施机制进行研究,以探索公共行政信息化的发展规律,为建构信息化时代政府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贯彻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贴近学生思想实际,满足学生主体需求,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个体化。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职业生涯规划作为新的抓手,并以此为途径实现教育导向性和学生主体性的有机结合,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生自身成才的需要。     

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结

现时代,人们已经彻底撕去了笼罩在现实身上的层层面纱,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现实的一丝不挂不仅呈现出了工具理性时代的繁荣景象,同时也显露出入类精神生活的物化迹象.现实的面纱是由人类自己为自己揭开的,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能意识到精神生活被严重物化了,并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以及对精神生活物化的批判本身是精神生活的形上诉求,也就是说,正是精神生活的形上诉求,才有对精神生活的物化现状的理论自觉和批判.     

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路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访谈

蒋进国(以下简称蒋):今年是您从教30周年,我读过您的长篇小说《金牛河》和知青生活散文,想请您谈谈知青生活对治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的转变历程。     

试析两汉时期的“儒墨并称”现象

战国时期的儒墨关系更多体现在互相攻讦的一面,而两汉学人谈及儒墨关系时出现了新的动向,儒墨相争的提法呈现淡化的趋势。这一转折的出现,一方面由于两家在学术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则在于秦汉的一统冲淡了诸子互斥的氛围,为儒墨的沟通提供了条件。     

从巴黎公社及其以后的国际共运史看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道路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自巴黎公社至今,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已经历了120年的变迁。纵观这段历史,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容、条件和道路,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但毋庸置疑,当代无产阶级解放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情况,研究这些新变化、新情况,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解放不是起因于“少数的煽动者的恶     

关于文明与文化及社会形态的异同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理论界对两个文明建设的探讨也逐步深入。然而,不少论著往往将文明概念与文化及社会形态这两个概念混用,这既有碍于文明建设的实践,也使得理论研究的思路不够清晰。因此,有必要搞清楚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本文试图从哲学角度对此作一探索。由于哲学概念是从其它各门具体科学中抽象、概括而来的,因此,下面在对这三个概念作界定之尝试时,一般都以其它学科中最常见或获得公认的观点为依据,从而得出哲学历史观方面的结论。     

揭发同案犯不能认定为“立功”吗?

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是审判实践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对于犯罪分子揭发了同案犯问题,我们应不应当视为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情节?比如,某犯罪集团由甲乙丙三人组成。犯罪分子甲揭发了同案的乙丙二人重大罪行,并且得到了证实,我们能不能认定甲具有立功表现情节?关于这个问题,1979年我国《刑法》公布前,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根据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揭发同案犯一般是被认定为立功表现的。我国《刑法》公布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很多地方的审判实践中,均不把揭发同案犯视为立功表现情节,即使某犯罪分子揭发了同案的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并且被事实所证明,也不认定某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情节。这不仅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