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评判、潜在风险与防范机制

脱贫攻坚完成后，我国的减贫战略由扶贫转向防返贫。从减贫防贫战略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出发，对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一底线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规模性返贫是自然资源环境、结构性因素和市场机制因素等风险因子叠加共振导致脱贫人群损失超载的结果，其评判标准可基于时间、空间、损失三维进行判断。将风险预防原则运用到防止规模性返贫领域，对环境层面、市场层面、主体层面的规模性返贫的潜在风险预防进行了分析。应聚焦于“帮扶机制、瞄准机制、增收机制、风险分散机制”四方面建立及时有效、动态清零、稳定可持续的规模性返贫防范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村级互助金的贫困瞄准机制研究

利用四川旺苍县和河南叶县的村级互助金项目抽样调查数据,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参与互助资金项目的因素,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使用互助金的因素,发现:宣传和动员对农户参与互助社影响最大,而家庭规模、资产、信誉和互助资金的管理方式对农户使用互助金有显著的影响,上一次性还款有助于穷人获得贷款。由于贫困农户在理事会的代表性不足,互助社理事会开会次数多有助于富人获得贷款。互助资金需要进一步改善贫困的瞄准机制。     

资产与长期贫困——基于面板数据的2SLS估计

利用甘肃和内蒙古五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资产视角下的长期贫困衡量方法。首先,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通过回归资产集与低收入线以得到资产贫困线,随后将家庭划分为结构性贫困、偶然性贫困、偶然性非贫困、结构性非贫困,其中结构性贫困就是长期贫困。最后通过对比资产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衡量结果,研究发现:资产贫困线能够稳定客观地衡量出家庭的福利水平,能够精细的识别贫困状态,在收入贫困中结构性贫困多于偶然性贫困,而在资产贫困中长期贫困占少数。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乡城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更加复杂,然而,目前仍缺乏对老年群体有针对性的贫困监测。文章提出老年贫困测量应衡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多个维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健康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了贫困决定分析。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的老人陷入三种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无退休金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比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少数民族贫困变动趋势、原因及对策

少数民族贫困已经成为中国最突出的贫困问题,也是未来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尽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且有集中的趋势,少数民族人口处于更严重的多维贫困之中.少数民族贫困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到收入差异扩大导致的经济增长“益民族”程度下降、自然生态条件恶劣和民族经济生计特性的三重因素的制约.未来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性,建立“亲民族”的扶贫政策,从多个维度进行扶持,以便可持续地减缓民族贫困.     

扶贫体制改革的未来方向

我国扶贫投资效率低的深层原因是过分依赖政府体制和系统来传递和管理扶贫资源。从长远来看,中国扶贫的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而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该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是很大的,日本财政支农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本文介绍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从中总结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以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