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的双重外部性效应--兼论我国基础教育投资费用财政支付主体的确定

教育对其供给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即双重外部性.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县以下财政负责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现行财政体制是不合理的,并由此带来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的实际困难.实际上,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费用不应主要由县级财政承担,并提出了应由省级财政为主、县级财政为辅提供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制度安排.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综述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后,国内学术界对其提出背景、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理论渊源和时代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既有研究在理论渊源、概念厘定、现状研析和实践路径等方面依旧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因此,未来应重视和深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基础概念和现实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完善和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而西方一些国家实行文化霸权主义,给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造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危机、文化信息安全危机、文化资源安全危机、文化市场安全危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采取大力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大幅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积极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等战略对策。     

中国古代“动静”范畴的历史演变

“动”和“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世界的本原或本体是实有的。而实有的物质世界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从先秦到近代,哲学家们一直围绕着“动”与“静”这对范畴进行长期的探索。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动”与“静”这一对范畴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所谓“动”是指变动、     

20世纪30年代“复兴农村副业”主张简论

＂复兴农村副业＂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退背景下诸多复兴农村经济方案中逐渐高涨的一种主张。持论者基于当时中国面临严重国际国内危机大环境下对农村副业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复兴农村副业继而复兴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方法与途径,阐述了农村副业复兴的重要意义,反映了时人强烈的人文关怀。＂复兴农村副业＂的主张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有一定参考与借鉴意义。     

史学动态

本校政史科于1984年12月15日特邀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戚国淦、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寿纪瑜和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尹曲前来作学术报告,寿纪瑜先生从土地的耕作方式、秋收制、行政区域、官制、法律和教会等六个方面阐述了罗马帝国对西罗马灭亡后在其废墟上兴起的日耳曼王国的影响,从而为阐明西欧封建制度确立过程中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关系奠定了更好的基础。戚国淦先生作了评价查理大帝的报告。     

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

中国现代文明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文化的论争,形成了现代的人文基础,并且于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新儒学派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适应变革需求上也有它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世界文明为用,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现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更应该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但也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制、充东方文明成果,完成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则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共识。     

外汇市场冲击与国内资本市场波动的关联机理解析

运用三元VAR-GARCH(1,1)-Asymmetric-BEKK模型,解析了汇市、股市和债市间的关联机制。结果显示,汇市对股市和债市有显著的均值与波动溢出,而股市和债市对汇市仅有波动溢出,且汇市对股市的溢出效应大于对债市的溢出。基于新闻冲击曲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市场对汇市冲击呈明显的非对称性。为此,政府应将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扩大与资本流动的监管相结合,构建针对资本市场风险的多层次测度与监控体系,并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架构,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股权回购法律困境剖析

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资产管理公司曾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并与之签订股份回购协议,随着回购协议被废止,股份回购必须依<公司法>进行.一方面由于<公司法>坚持法定资本制,与此相联,股份回购事由受到极大限制,回购程序要求严格;与此同时,政策性债转股企业的选定及其经营状况也足以表明,即使依据回购的法理,债转股企业亦难以购回自身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