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旅

(一)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晴今天,按计划去参观北京大学。在去北京大学的路上,我在想:传说中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一塌糊涂”是什么样的?到了大学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拱桥,桥下有个湖,名字叫末名湖。未名,就是没名字,也就是说这个湖没有名字。这就是“一塌糊涂”当中的“一糊”,是不是很创新?!大学就是大学,真大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走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有关图书馆的知识:图书馆收藏书籍约一百五十万册,其中善本近二十万册,在国内收藏居于前列。毛主席曾经在这里当过管理员。图书馆就是“一塌糊涂”中的“一涂”。“一…     

清初“纪录”小考

本文对清初的“纪录”进行了考察。“纪录”在明代业已存在,可是清代“纪录”与明代“纪录”的运用方式不同。清入关后,如果官员拥有“纪录”,遇到行政性处罚时,可以以“纪录”抵消处罚。这样的功绩与处罚的抵销开始于入关前。在入关前的汉文史料上,与“纪录”相关的记载很常见。尤其是皇太极时期有关论功行赏的史料中,“纪录”的记载经常出现。因此,清入关后“纪录”的来源很有可能源于入关前（尤其是天聪年间）的论功行赏制度。在汉文史料上,入关前后“纪录”写的都是“纪录”,但是在满文史料上,入关前后“纪录”的写法不一样。入关前的“纪录”是“ni gidaha”,入关后的“纪录”是“jergi ejehe”。本文利用顺治初纂《太宗实录》、满文档案等各种史料进行考证,将满文“纪录”的表现变化时期限定于顺治年间。另外,还以满文的语言表现为线索,对入关前“纪录”的性质及其变迁进行考察。     

刑法上的自救行为

韩国刑法典中,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明确规定有"自救行为"。韩国刑法中的"自救行为"指依据法定程序不可能保全请求权时,为避免其请求权的实行不能或显著的实行困难而实施的行为,其具有在紧急状况中私人代行国家权力的行为性质。韩国刑法"自救行为"的成立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自救行为状况;二是自救意思;三是相当理由。一旦成立自救行为,即使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也将阻却违法性而不成立犯罪。     

旅游文本汉译英翻译策略初探

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中文旅游文本的英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德国功能学派目的论为依据,探讨在翻译中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力求最大限度减少中西文化差异对旅游文本英译的阻碍,使得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     

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兼谈杜香文等著《石家庄之根——封龙山》一书

应用BIM技术对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结构配筋进行精细化设计能有效提高设计质量。针对目前交通行业尚未有成熟的桥梁三维配筋系统可供使用,作为BIM技术的载体的三维钢筋模型需设计人员手工绘制,存在效率低且人工干预过多的问题,从快速建立钢筋三维模型、数量统计及自动出钢筋大样三个方面研究和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法,并基于三维CAD系统Microstation进行二次开发编制工具应用于工程实践,减少了人机交互操作,提高了设计人员建模和出图效率,也为BIM技术在桥梁工程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基础模型。     

当代诠释学的定义及其形成

诠释学已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之一。它作为理解与解释的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搞清楚这一学说的来源与流向,对于我们把握当代诠释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特征与风貌是不无帮助的。一关于诠释学的定义诠释学、诠释哲学和哲学诠释学,在今天已常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对于把握一个哲学流派,其定义自然必不可少,然在浩如烟海的诠释学文献中,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定     

语音中心论与文字中心论

德里达的力作《论文字学》(ＤｅＬ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ｅ,1 967)的出版 ,标志了与西方传统诠释理论的“语音中心论”( ｐｈｏｎｏｚｅｎｔ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相对立的诠释观念的形成 ,这种新的观念或可称之为“文字中心论”。德里达立足于“文字”的解释体系虽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诠释学与语言学 ,但他所从出发的基础———文字 ,却不是我们在常识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字 ,而是一种先于言语而存在、包括言语在内的原初文字 (ａｒｃｈｉ-ｅｃｒｉｔｕｒｅ) ,但这种“先于” ,又并不意味着肯定时间意义上的先在性。〔1〕在笔者看来 ,德里…     

文字与解释——训诂学与诠释学比较

中国的训诂学与西方的诠释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旨在解释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义。由于语言、文字和思维传统上的差别,训诂学与诠释学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尤其是诠释学经过浪漫主义运动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完备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体系,而训诂学则一直停留在具体的方法、规则之应用操作上,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训诂学从根本上没有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思想,事实上,其方法论与本体论已隐含于解释的过程之中。解释所依据的不仅是技术性的规则,它最深层的基础乃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念”。 本文拟以“文字”形成与进化作为基本线索,探讨中西方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字与解释的关系,旨在阐明汉字的诠释学意义、训诂与诠释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传统训诂学的改革等当代中国理解与解释传统的迫切问题。     

试论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几个问题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展的多民族国家。如同祖国的光辉灿烂历史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样,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维吾尔族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以其勤劳与智慧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祖国的文化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这一贡献应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正确的评价,并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加以阐述。这不仅对编写维吾尔文化史,而且对编写我国比较完整的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往来书信考

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比较研究,无论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都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视角.据初步调查,从1885年4月到1895年9月的十年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至少有过21次书信往来,其中能够见到书信原文者计有17件.这些书信的内容分别涉及当时中日两国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从而使两人之间的私人书信联系成为当时中日两国高层之间一个秘密外交渠道,并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演变的高层重要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