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失灵:一种基于信息传播非理想状态的研究

传播失灵描述了一种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扭曲与畸变现象.它既可以表现为组织内部的沟通不畅,也可以表现为大众媒体层面的失真与异化.通过传播失灵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政治组织的内部沟通与政府、媒体及公众之间的外部沟通统一起来考察.信息不对称反映与呈现的是信息静态分布的不均,传播失灵则指信息进入沟通序列后出现的扭曲.由于信息不对称永远存在,且干扰与噪音无法消除,传播失灵也只能克服而无法消灭.传播完全是理想的,传播失灵才是常态.通过传播失灵这个描述信息传播非理想状态的概念,我们可以去观照、比较和研判现实世界中的传播与治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从社会生物学视角看媒介制度的演化机制

一切演化都是时不可预见的事情或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生物进化和制度演化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变异、适应和竞争构成了生态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共同过程.与生物演化类似,媒介制度的变迁也遵循着"优胜劣汰"原理.媒介制度变迁受到多重因子的影响和制约,"四维模型"描述了其演化机理.生物学中的适应与复制等机制同样存在于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中,支配着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其中效率与博弈构成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两个核心机制.短期内的媒介制度演化取决于行动主体间的博弈均衡,长期性的媒介制度演化则取决于制度本身的效率高低.     

从传播失灵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

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流通状况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数字注水、欺上瞒下”以及“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即传播失灵的突出体现.传播失灵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蕴了传播失灵,传播失灵又强化并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传播失灵是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困境与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论媒介制度的内涵及其分层演化原理

媒介制度可以定义为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媒介制度是一个制度系统,宏观管理制度,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构成了这一系统。媒介制度具有制度系统的相关性、层次性以及演化过程中的次序性等特征。其三个次级制度系统之间既具有较强的制度耦合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离特征。这种既耦合又拟分离的关系决定了媒介制度系统的演化可能不同步,三个制度系统的演变方向、速度与程度均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这即是媒介制度的分层演化原理。考察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原理所起的作用。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浙江传媒业60年转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建国60年来,浙江传媒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型传媒到事业型传媒再到产业型传媒的演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受益于媒介制度的创新,既是其所置身的媒介环境变化的结果,也离不开媒介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力,政府规制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模式来看,它是一种“政府规制型“与“需求导向型”相结合的变迁方式,既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又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特征。这两种制度变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并决定了浙江传媒业的变迁路径。由于传媒业特殊的二元属性,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还带上了较为鲜明的区域与行业特征。     

政治传播规律的生态学解读

与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生态法则一样,政治传播生态中也有一些生态法则在起作用。政治传播生态中的参与主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用生态学的理论来观照这种互动关系,可以总结为三个规律：相互依赖律、相互竞争律和相互适应律。只有对政治传播的这些法则有了充分了解,才可能理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政治传播的生态平衡。     

视听障碍人群信息汲取的传播环境：一个文献综述

传播无障碍指信息流能够到达每一位公民,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地接近、使用媒介,平等地获取信息。传播无障碍尤其要关注视听障碍人群这一特殊受众群体,通过改善大众传播的内容、技术,加强立法及扩大社会参与等途径保障其信息权益。在我国,聋盲者受众的媒介接近权与信息福利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推进传播：毛障碍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国内学者对于视听障碍人群的信息获取与媒介使用的研究也相对匮乏,亟待加强。     

同病同源：医改、教改与传媒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

从行业性质来看,医疗、教育与传媒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部门。1979年前后随着企业化管理的实施,这些单位变成了政府管理下的市场主体,兼具公共性与盈利性的双重属性。事业单位与企业化管理的结合生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体制。。正是这种二元体制导致了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尽管行业属性不同,其表现出的逐利趋势与公益性丧失却大体相同。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看,这三个行业的病灶有着共同的制度根源。由于模糊了医疗、教育与传媒产品兼具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多样性特征,导致了政府管理的错位。Z-元体制下的市场化因此成为一种伪市场化．无法解决食利集团的公益伪装和政府俘获问题。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边界也是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厘定这种边界,使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公益与盈利领域各司其职是改制的关键。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专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

社会运动与媒体有着不解之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写道：＂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予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