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员素质与老化测定

目前，国内外不少公司、企业在招收人材时，往往向应聘者提出一些与专业似无相关的问题，使应聘人出乎意料。这类问题的内容大多与个人的衣食住行嗜好、习惯有关。其实这种考核是在从细微的真象中，审定一个人能否具备现代企业所要求的基本形象和素质。依据现代化企业管理要求，CI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形象应该是年轻、有朝气、开朗而又富有勇敢、冒险性的挑战精神。拥有此种形象的企业，每一个员工都应具有面带微笑的良好举止，应该有礼貌，同时在精神上、活动上，更具活泼和新鲜感。年轻的特征是具有冒险心、雄心和好奇心。这种勃勃朝气也必…     

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与法律监督的一体化

中国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政公诉是否和法律监督在诉讼定位上存在矛盾,这是诸多人士关心的问题.事实上,现代意义的检察官最早扮演的角色是代表国家提起刑事公诉,但后来其公诉权已经逐渐发展到民事、行政领域.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对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和政府对该制度供给存在不均衡。政府在制定该制度的过程中 ,存在着认识视角上的限制 ,没有分清养老保险的社会政策本质 ,混淆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根本区别 ;由于中央政府的意愿制度供给与地方政府实际制度供给的不一致性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 ,国家应确立以社会性和公平性为原则的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 ,建立以国家、集体为主 ,个人为辅的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模式 ;建立由社会保险基金构成的梯形结构 ,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论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与城市形象建设

20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使许多城市公共环境艺术遭到破坏 ,城市失去个性和特色。 2 1世纪是一个以人为本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世纪 ,人们追求的是更精致的生活和全面的发展 ,因而发展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对于建设新型的城市社会生活至关重要。本文对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定义、范围、设计、和功能等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在创造新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同时要注意将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结合在一起。另外 ,还对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与城市形象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客家民居在川西地域文化中的演变与发展

十七世纪以来,来自阂粤赣地区的客家移民在成都平原东部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形成了民居聚落群。作为外来文化的客家民居在新的地域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客家移民融入不同地域文化的过程。川西客家民居通过自身的演变与发展,与川西地域文化融为一体。为适应川西地域环境,川西客家民居在建筑材料、规模、形态上发生了改变;同时川西客家民居也保持着客家文化顽强的延承性,在住宅的构建技术、空间、对外关系上保辑着对原乡客家民居传统的承袭。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诸多学科重要的分析框架.从思想来源、概念界定、性质与特征三个方面来看,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对社会资本承载主体的论述不明确;对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没有予以充分关注;对社会资本的有关特性的说明尚值得商榷,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从景观建设看清代城市社会的重建与变迁——以成都为例

本文希望通过挖掘清代成都城市著名景观的重新建设恢复的过程及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明末清初城市遭受大劫难后城市如何恢复重建,来考察在明清易代后城市的重建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各阶层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迅速整合,以及在城市建设中城市传统如何得以延续与生长.     

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浅析清代成都城市景观重建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观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一个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