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柔性和决策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企业应该具备适应不可预测环境的能力。战略柔性和决策能力就赋予了企业在变化的环境下,能够确定目标、调整战略方案、解决企业问题的能力。从战略管理层面上分析战略柔性与决策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战略柔性和决策能力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密不可分的结论。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后单位背景下国企劳动纠纷及消解之道——以C市A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单位制的消解,国企单位的用工方式和组织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动,国企内部工人身份日益复杂化,以合同制为主的正式雇佣工人与劳务外包为主的非正式雇佣工人共存于同一生产组织之内,但其间却存在重大的身份差异和"同工不同酬"问题,故由此而引发的劳动纠纷则不可避免。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愿意使用派遣工,但却不愿兑现同工同酬,而工会组织的不健全及派遣工外在于企业组织的现实,使得工会调节注定不畅。基层政府面对行政级别高于自身的大型国企也只能充当单一的"灭火者"。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僵局时,只能重新回到单位进行有限度的内部解决。后单位背景下国企单位组织劳动纠纷调节的上述困境,凸显出转型过程中国企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及调节无力,急需通过改革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地域力与社会重建——以日本阪神淡路地震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以阪神淡路地震为契机,日本学界围绕着地域力与社会重建之关系展开了深度反思,形成了地域力研究的高潮.认为相对于来自地域社会外部的救助力量而言,地域力是一种蕴藏于社会内部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资源蓄积力、地域自治力和民众对地域的关心力等要素,而其具体的构建过程则主要是通过地域社会"协动力"和"组织力"两方面加以展开的.对于深陷危机和灾难之中的社会来说、恢复、激活其地域力乃是其重建和振兴的关键.     

“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20世纪晚期以降,以人类社会步入深度现代化阶段和科技革命为背景,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一改以往的"怀旧模式",出现了一系列以未来社区为目标的观点及实践。但关于未来社区的理论研究却仍未获得充分展开,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未来社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社区未来性与技术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态性、生活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运用整体、综合性的观念和行动来超前性地解决城乡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诉求。为此,我们应以未来性的彰显来化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未来、现代和传统两组互动关系,进而使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     

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社会原子化议题在社会学理论诞生后始终扮演着反命题的角色.历史地看,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社会解组运动,产生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理论回应.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因此,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对于化解社会原子化的危机和潜在风险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